王金龍
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在促進一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客觀上形成貪官外逃或者轉移贓款的便利。處在反腐關鍵階段的中國，目前也面臨這樣的難題。怎樣做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不斷深化反腐國際合作是重要的選擇。
順應國際反腐大勢的必然選擇。隨著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國際化全球化發展，腐敗已經沖破國界，呈現出有預謀、跨國化的趨勢。各國的腐敗分子實施犯罪以后，往往將贓款轉移境外或者干脆潛逃出境，這無疑增加了各國反腐的難度，影響了各國對腐敗犯罪的懲治。面對這種腐敗形勢和特點，關起國門反腐敗效果是有限的，甚至是行不通的。要提高反腐成效，徹底懲治腐敗，積極開展國際合作至關重要。近些年來，反腐敗的國際合作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2003年第58屆聯合國大會審議通過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這是聯合國第一個用於指導國際反腐敗斗爭的法律文件。2014年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通過了中方主導起草的《北京反腐敗宣言》，緊接著召開的G20峰會也將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列為重要內容，並決定編制《G20司法協助指導手冊》和《G20資產返還指導手冊》，建立拒絕腐敗分子入境聯絡人機制。不久前召開的世界法律大會，將“反腐敗的國際合作”設為一個專題，促進了各國法律界、理論界和實務界反腐思想、觀點的交流。類似的合作還有很多。這些對加強反腐敗的國際合作都具有重要意義。我國作為現階段腐敗易發高發的發展中大國，同時也是開放的發展中大國，要徹底根治腐敗，就必須順應反腐國際合作的大勢。
打擊當前國內嚴重腐敗的有力手段。近些年來，隨著我國反腐力度的不斷加大，一些腐敗分子在犯罪的同時，也積極為自己和家人安排后路。他們一方面通過多種渠道將贓款贓物轉移境外，另一方面利用虛假或偽造的身份，為自己和家人辦理出國手續。與此同時，他們自己仍然留在國內做“裸官”，一有風吹草動，就隨時伺機潛逃。盡管不同的媒體或者部門公布的貪官攜款外逃情況不盡相同，但哪種情況都令人觸目驚心，不僅在國內引起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極大憤慨，而且也破壞了不法資金流入國正常的經濟和法律秩序。為此，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要“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作出“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加大海外追贓追逃、遣返引渡力度”的重要決策。按照中央指示，2014年最高檢開展了職務犯罪國際追逃追贓專項行動，公安部開展了“獵狐2014”緝捕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專項行動，外交部強化了對外談判締結司法協助類條約等工作。據公安部介紹，到2014年11月中旬，“獵狐2014”行動開展以來，已有288名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歸案，其中126名主動自首。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不僅在國內保持反腐敗高壓態勢，在國際反腐敗合作方面也頻出新招、狠招。這一切不僅對懲治已有貪官外逃產生成效明顯，而且對可能外逃的貪官起到強烈的震懾作用。
把國內反腐硬仗進行到底的剛性需要。腐敗是世界性現象，反腐是世界性難題。中國的腐敗處在易發多發期，反腐任務也更加艱巨復雜。要把反腐敗這場硬仗進行到底，除了國內要採取一系列剛性措施外，開展國際合作也是反腐的剛性需要。開展反腐國際合作涉及方方面面，這裡強調幾個協調。一是多環節協調，主要包括各國互通信息、犯罪嫌疑人的遣返和移送、司法文書的送達、犯罪資產的追回、罪犯刑罰的執行等，要繼續加強反腐多環節的協調合作。二是多部門協調，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涉及中外反腐敗、外交、警務、檢務、司法、反洗錢等不同職能部門，單靠一個部門很難開展好追逃追贓工作，必須加強統籌，發揮多部門的協同作用。同時，要注意充分發揮國際合作職能機關，尤其是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在國際追逃追贓工作中的主渠道作用。三是多國家協調，我國貪官外逃和贓款轉移對象涉及多個國家，主要有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秘魯、哥斯達黎加等國。在開展雙邊合作的同時，要加強多邊合作，盡快實現反腐多國聯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