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永維
1月19日中午1時許，河北省冀州市凱隆御景1號樓發生一起墜樓事件，一名年僅14歲的四川巴中籍女孩袁夢從該樓16層墜下身亡，其生前一句“我要和爸爸媽媽一起去要回工錢！”成為家人永遠的傷痛。據了解，開發商欠其父90多萬元工錢。(2015年1月20日《華西都市報》)
為替父討薪，花季少女殞命，令人唏噓。無獨有偶，2015年尚不足月，“跳樓討薪”事件已多次上演，1月5日，岳興剛眼見兒子的勞務隊討薪無望，在山東聊城跳樓身亡﹔1月15日，華夏良子集團5名員工，站在北京中關村輝煌時代大廈的樓頂討薪﹔1月17日，在武漢打工的小工頭黎某率工友上演先堵路再跳樓的討薪戲……
年關將至，農民工風裡雨裡辛苦一年，本該荷包裝滿回家“老婆孩子熱炕頭”，怎奈一些無良企業惡意欠薪，眼見著血汗錢要打水漂，農民工也隻能“不走尋常路”。“跳樓討薪”雖是下下之策，但更是無奈之舉。討薪隻能靠跳樓，需要譴責無良企業，需要反思農民工法律意識淡薄，但更要將板子打向 “有法難依”。
2011年“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納入刑法，2013年最高法院進一步出台關於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司法解釋。按理說有法律依據，農民工討薪會更加順暢，但實際操作過程中，勞動部門與司法部門銜接不暢，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利益“保護”欠薪企業置法律於不顧，加之法律解決途徑周期太長等因素，惡意欠薪企業一旦擺出“要錢沒有、要命一條”的無賴嘴臉，神聖的法律便成了一紙空文，農民工的維權之路依然崎嶇艱難，隻能“鋌而走險、劍走偏鋒”。
很多人都記得2003年溫家寶總理幫助重慶農婦熊德明討薪的事件，但這是小概率事件，全國有那麼多的農民工兄弟被欠薪，從長遠來說最合理的討薪手段還是法律手段。面對接連上演的“跳樓討薪”事件，有關部門需要兜頭澆一盆冷水，清醒一下並去反思工作中的失職，不要被“打了板子”還“無辜賣萌”。
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依法治國的決定，農民工討薪“有法難依”隻能靠跳樓，顯然與依法治國相左。相關責任單位有必要採取措施，使“有法難依”變為“有法可依”，將討薪歧路化作坦蕩通途，莫讓跳樓悲劇一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