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燕英
當前，反貪懲腐持續保持高壓態勢，彰顯了黨中央堅決反對腐敗的堅強決心和鮮明態度，得到了人民群眾的一致擁護。但一些過激言論開始悄無聲息蔓延：認為查出一個槍斃一個才更能解決問題，才更解恨。乍一聽，雖然覺得不妥，但也似乎有點道理，上至高官顯貴，下至蒼生黎民，無不是“經濟人”，架上高壓線、通上高壓電，伸手必被捉、捉必嚴懲，讓貪腐的成本遠遠大於以權謀私所獲得的利益，那麼這樁高風險、高代價的買賣自然沒人去做，風清氣正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近日讀了筆名“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之《朱元璋》篇，歷史告訴我們，最為嚴厲的肅貪法令不僅與依法治國理念相悖，還可能真實現不了預想的效果。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於貧苦農民家庭，由於元朝朝廷的賑災糧食被官吏貪污，導致其父母餓死，他認為自己的悲慘遭遇很大程度上是貪官污吏造成的，導致對整個官員群體信心缺失。於是他做皇帝后下決心打造一個官員清廉、百姓安居樂業的王朝，由此頒布了有史以來最為嚴厲的肅貪法令：貪污60兩銀子以上者，立殺！還把貪官的皮剝下來，在皮內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挂於公座之旁示眾，這就是“剝皮萱草”成語的由來。朱元璋反腐敗工作的突出特點就是殺人如麻，其中影響最大的有四個典型案例：
一是胡惟庸結黨營私案，被殺者超過一萬人﹔二是空印案，將全國十三個省、一百四十多個府、一千多個縣的主印官員全部殺掉，其中還包括千古忠臣方孝孺的父親方克勤﹔三是郭桓案件，一共殺掉了三萬余人。郭桓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此案中被殺的最后一個人正是此案的主審法官、殺掉無數官員的審刑吳庸﹔第四是藍玉案。朱元璋對藍玉的評價是：“藍玉就是我的仲卿、藥師啊（仲卿是漢大將軍衛青，而藥師就是唐時名將李靖）！”藍玉被錦衣衛告發謀反，藍玉本人被滅族，其他被殺各級官員共一萬五千人。
朱元璋殺了很多人，應該說絕大部分是搞誅連而錯殺、冤枉的，尤其是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宿將幾乎一掃而空，甚至包括被小說描述為能掐會算的劉伯溫。而宋濂是太子的老師，也差點被殺，由於善良的馬皇后說情：“百姓尚且尊師，何況帝王家呢”才逃過一劫。因此朱元璋就有了“屠夫”、“殺人狂”的稱號。
可以看出：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氣肅貪的，他制定了《大明律》，還編寫成一本叫做《大誥》的書，詳細記述了對犯人所使用的各種酷刑，如用鐵刷子刮皮、抽腸、剮皮等，讓人不寒而栗。但他的反腐敗並不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他肅貪手法過於急躁，過分看重了刑法的力量，沒有從制度方面進行完善，致使他的反腐敗工作人亡政息。
由此可見，朱元璋反腐敗可謂出重拳、劍劍封喉，妄想靠多殺人創造一個萬古清平世界，但他的繼承者們生長在深宮，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驕奢淫逸，不懂得體恤百姓，尤其是中后期明朝的許多皇帝荒淫無恥，官吏貪污腐化，在這方面不比任何一個封建王朝遜色。朱元璋不是靠完善的制度反腐，因而成就不了朱明王朝的千秋偉業，更解決不了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腐敗問題。
黨不容許腐敗分子在黨內有藏身之地，予以嚴懲是對人民群眾期待的回應，但不是凡貪必殺就能解決問題的。因而在反腐敗的問題上，“健全反腐敗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風險，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寫入了十八大報告，“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方針寫入了十八大新黨章，防治腐敗，預防是前提，嚴懲是手段，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凡貪必殺觀點源於人民群眾對貪官污吏的極度憎恨，從人情上可以理解，但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真正打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不僅需要凡貪必嚴懲，也需要廉政文化入腦入心和制度體系的不斷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