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干部“超升”4萬，豈能無人擔責？

昨日，中組部通報了專項整治超職數配備干部進展：“全國超職數配備干部問題整治工作取得階段性進展，截至目前，全國超職數配備的4萬余名副處級以上領導職數中，已消化15800多名，完成近40%”。（據1月6日《新京報》）

眾所周知，領導職數是編制部門根據工作需要科學規劃而來，在干部提拔任用中，各級組織部門都應該嚴格按照領導職數選拔任用干部。而超職數配備干部則屬於計劃外的違規行為，讓筆者想到了計劃生育中的超生，超職數配備領導干部，與超生異曲同工。當然確切的說超職數配備干部是“超升”，超出了領導職數之外的提拔任用。

而現實生活中，老百姓但凡超生，都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例如向國家繳納一定數額的社會撫養費，這也是對超生的一種處罰。而在干部提拔任用中，副處級以上干部超職數配備4萬余人，中組部只是要求各地限期消化，而沒有對之前違規提拔任用的行為進行追責。筆者認為副處級以上干部“超升”4萬無人擔責，這有大事化小之嫌，很難從根本上杜絕今后干部繼續“超升”的問題。

當然，從客觀上講超職數配備干部，的確有一小部分是安置軍轉干部的原因，但實際上更多的還是組織部門沒有嚴格按照干部職數要求而提拔任用干部的結果。眾所周知我們黨實行的是黨管干部原則，而具體負責管理干部提拔任用的部門則是各級黨委的組織部。各級組織部門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對權限內管理的干部職數應該有一個清晰的了解，以便在干部提拔任用前能夠根據崗位選擇並確定適合的干部，向黨委提交擬提拔的名單進行討論。所以，超職數配備干部的板子打在組織部門，他們一點都不冤。

而且，超職數配備干部本身也並不是一件小事，這讓黨在執政中留下了一系列的“后遺症”。例如為官不為，按職數配備干部，就是“一個蘿卜一個坑”來定崗工作，而超職數配備干部，就形成了“多個蘿卜一個坑”工作，這樣勢必會出現有的“蘿卜”長不好的現象，容易讓干部們養成怠政懶政為官不為或為官少為的壞習慣。不僅如此，超職數配備干部，還增加了社會負擔，讓干部提拔任用變相成為提高福利待遇的手段，畢竟黨政干部每提高一個級別，工資待遇就會得到相應提高。這無形中增加了社會“撫養”干部的負擔。

筆者認為，中組部對超職數配備干部進行專項整治是在各級組織部門犯了錯誤后的自我修正，點贊之余更應鞭策。要知道副處級以上干部尚且“超升”4萬余人，副處級以下干部職數的基數更大，“超生”數應該更多。特別是內部消化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干部“超升”的這一問題。而要想徹底解決，還必須對干部“超升”進行追責，隻有這樣才能倒逼各級組織部門認真履行職責，在今后嚴格按照干部職數提拔任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