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毛泽东长征诗词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浴火重生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共产党人和英勇红军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是人类军事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壮举，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座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作为长征的亲身参与者和直接领导者，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的几首关于长征的诗词，“以其前无古人的崇高优美的革命情操，遒劲伟美的创造力量，超迈奇美的艺术想象，高华精美的韵调辞采”，艺术再现了长征历史，凝练升华了长征精神。它们是毛泽东一生诗词创作的精品力作，不仅真实描绘了万里长征的惊心动魄，热情讴歌了长征奇迹的崇高之美，生动刻画了毛泽东心路历程的跌宕起伏，而且成功营造了文学史上军旅诗词未曾出现过的新笔法、新气象、新境界。

一、根据长征具体过程确定毛泽东长征诗作品范围

毛泽东在长征中究竟写了几首作品，历来说法不一，其区别在于：在《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这七首的基础上，是否加上《清平乐·会昌》《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和《沁园春·雪》？是单独添加，还是一并加上？笔者主要依据长征具体过程进行分析。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对《清平乐·会昌》批注道：“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清平乐·会昌》写于1934年夏，还在“准备长征”，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写的最后一首作品。可以肯定，把《清平乐·会昌》纳入毛泽东长征时期的诗词作品是不恰当的。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保安吴起镇。10月20日，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尾随而来。10月21日，由彭德怀指挥，在吴起镇附近的大峁梁打响了伏击战，打胜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最后一仗。毛泽东获悉捷报后，欣然写下《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切尾巴战斗是长征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列入毛泽东的长征诗词，是顺理成章的。

而《沁园春·雪》写于1936年2月，尽管离红一、红四方面军的会宁会师或红一、红二方面军的将台堡会师，还有数月时间，但当时中央红军的长征已经结束，开始渡河东征了，这就把《沁园春·雪》排除在毛泽东的长征诗词之外了。

因而，笔者把《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这八首作品，列为毛泽东的长征诗词。

二、毛泽东长征诗词的史诗价值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大型展览时，用三句诗高度概括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光辉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借用《忆秦娥·娄山关》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既艺术概括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苦难深重和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也生动刻画了中国人民奋起抗争，中国共产党人攻坚克难，终于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征程。

“雄关漫道真如铁”是中国革命艰辛历程的缩影，更是长征艰苦卓绝的写照。毛泽东对此深有感慨：“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1965年8月5日，毛泽东会见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率领的代表团时说：“现在全世界都说二万五千里长征伟大，你们相信吗？我是相信，又不相信。那是因为犯错误，不得不跑，跑的结果，三十万人只剩二万五千人。”

长征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而遵义会议则是这一转折中的转折。毛泽东曾对《忆秦娥·娄山关》批注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按照1958年9月文物出版社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编排顺序，“以下诸篇”是指《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的精神状态为之一振，作战态势也“转化到了反面”，从被动转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因而《忆秦娥·娄山关》以后作品的情感基调也由郁闷转为舒快。

长征是震撼世界的重要历史事件，毛泽东的长征诗词是描绘长征壮举的宏伟史诗。正如白居易在写给好友元稹的《与元九书》所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尽管每首长征诗词的创作缘起、时间地点和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都围绕万里长征这同一件“事”的题材而展开，主题是共性的。毛泽东的长征诗词不仅生动地反映了红军长征辗转曲折的行动轨迹，而且艺术地再现了红军长征历经困苦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它们对长征壮举所进行的艺术勾勒和诗史凝练，达到了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中所推崇的“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的艺术效果。它们撷取了攻打娄山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战胜千里雪、割尾巴战斗等，再现了险象环生的战斗生活，是“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艺术浓缩。它们所提到的山脉，如娄山关、五岭、乌蒙山、岷山、昆仑山、六盘山；所提到的河流，如金沙江、大渡河，是对“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诗意呈现。史诗般的长征和史诗般的毛泽东长征诗词，各具魅力，相得益彰。

三、毛泽东长征诗词的精神底蕴

长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也铸就了永不磨灭的伟大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了长征精神的丰富内容：“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毛泽东的长征诗词是历久弥新、博大精深的长征精神的艺术表达，为我们深入解读长征精神提供了鲜活教材。今天，我们品读毛泽东的长征诗词，依然会心潮激荡，热血沸腾。长征精神构成了毛泽东长征诗词最撼人心魄的精神底蕴，充分彰显出毛泽东诗词的深刻内涵。

毛泽东的长征诗词不会像纪实文学或影视作品那样全景式地呈现长征细节，也不可能是长征精神的直接翻版。但当我们回味毛泽东长征诗词的每一句诗、每一个意象时，都会真切地感受到长征精神是那样鲜活和充盈。“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一铿锵有力的诗句，不仅是《七律·长征》的主题，也是贯穿毛泽东长征诗词的主线。“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通过这些诗句，红军战士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勇于胜利的光辉形象跃然纸上。“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中国革命的红旗，从井冈山一路打到六盘山，不但没有倒，反而更加鲜艳夺目，它昭示着万里长征的革命性质，也是红军战士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的艺术再现。《十六字令三首》以山记史，以山言志，以山造境。尤其是“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壁立千仞，顶天立地，山俨然就是工农红军勇于担当的人格化身和形象代言。

万里长征所追求的直接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彻底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化险为夷；二是迅速北上奔赴抗日前线，救亡图存。毛泽东长征诗词中，有两句诗恰如其分地点明了这两个目的。第一句是《清平乐·六盘山》中的“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毛泽东自注：“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绝处逢生是实现战略转移的具体目标，直接抒发了英勇红军一定要战胜国民党反动武装的坚强决心。第二句是《念奴娇·昆仑》中的“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天下太平和世界大同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而要实现这一远大理想，首先必须取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四、毛泽东长征诗词的创作规律

1965年5月14日，来中国访问的日本、古巴、巴西和阿根廷几个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谈到诗词的话题时，毛泽东说：做诗，我是少产作家，不是多产作家。尽管毛泽东一生与诗词有不解之缘，广泛流传的毛泽东诗词也就几十首，他的确是个“少产作家”。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有三个高峰期：一是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二是长征时期；三是20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至60年代中期。这三个历史阶段，既有战争年代，又有和平时期，但也存在某些共性特点：要么所处的环境险恶，要么承受的心理压力巨大。越是处在这样的状况下，越能激发出他的创作热情，写诗欲望更为强烈，作品数量明显多一些。

毛泽东写于长征时期的八首作品，标注的写作年份基本都是“1935年”，《十六字令三首》标注为“1934年到1935年”，而更确切的成诗时间应该是“1935年”。1935年属于长征时期，毛泽东正面临围追堵截，穿梭于枪林弹雨，处境是九死一生，过程是千回百折，这极大地激发了他的澎湃诗情。美国作家和诗人保罗·安格尔在《革命的领袖，浪漫的诗人》中指出：“毛泽东曾多次遭遇到生命的危险。在长征中，他有三次差一点死去。他常常能在战斗发生后就写出一首诗来，其中有几首诗是关于长征的，作于那变幻莫测凶险异常的征途中。可以肯定，那时没有什么人的头脑里会想到诗歌。”

1949年12月在赴苏联访问的火车上，毛泽东和随行的苏联翻译、汉学家尼·费德林畅谈文学和诗词。谈到创作的艰辛时，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这样的诗兴来表达这种严峻的现实。”他又说：“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

毛泽东的写作体验，是诗歌创作规律的具体体现。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给远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写道：“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来。”毛泽东强调写诗要有诗兴，没有了诗兴，无论如何写不出诗来。有一次，毛泽东在会见法国前总理富尔回答其“主席现在是否还写诗”的问题时说：“写得很少，因为一些政治问题把诗意都搞到九霄云外去了。”

姚雪垠在解析《七律·长征》时指出：毛泽东“不是为写诗而写诗，而是由他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成的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人格，以及蓄积于胸中的革命激情，喷发而为诗，加上他对诗词艺术有深厚修养兼有天赋的过人才华，所以能写出光辉夺目的诗词。……他的革命生活培养出他的革命人格，产生了他的革命激情，表现为他的革命的诗歌。这种有机联系，会给我们从事文艺创作的人很大启发，从中悟出来一个关于文艺创作的根本道理。”姚雪垠对《七律·长征》的解读恰如其分，毛泽东的其他长征诗词也莫不如此。

五、毛泽东长征诗词的审美旨趣

1962年4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文学》1962年五月号发表的《词六首》写的引言中写道：“回忆了一下，这些词是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毛泽东在会见法国前总理富尔时也说过：“我的确曾经写诗，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时我回想那些日子，还觉得留恋。”从1927年秋收起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戎马倥偬，不仅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家，也是独领风骚的“马背诗人”。从《西江月·秋收起义》到《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都是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的”军旅诗词，涉及革命战争各个时期的诸多重大事件，形成了一个完整系列，俨然就是人民军队的成长史、革命战争的发展史，而毛泽东的长征诗词无疑是毛泽东军旅诗词的精美华章。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有数量众多的以战争为题材的军旅诗词，也叫战争诗词或边塞诗词。从《诗经·采薇》的战争咏叹到屈原《国殇》的慷慨赴死，从项羽《垓下歌》的末路凄怆到刘邦《大风歌》的神采飞扬，从曹操《苦寒行》的征战苦旅到王翰《凉州词》的沙场醉卧，从李白《塞下曲》的抱鞍而眠到范仲淹《渔家傲》的边声连角，从岳飞《满江红》的收拾山河到辛弃疾《破阵子》的沙场点兵，从戚继光《马上作》的南北驱驰到林则徐《出嘉峪关感赋》的征人驻马，一首首或昂扬激越，或慷慨悲壮的军旅诗词绘就了中华民族绵延发展长河中气势磅礴的战争画卷。其中，有爱国主义的抒怀，有英雄主义的颂歌，有战争风云的描写。

但是，中国古代的军旅诗词也有其显而易见的局限性。一是大多出自文人手笔，那些文弱书生几乎没有“烽火连三月”的战争生活经历，很难对战斗场面进行较为真切的准确描述，往往是隔岸观火式的兴叹和感喟，不易产生生动传神之作。二是即便是出自金戈铁马的征人武将，其作品往往侧重表达个人之志，抒发个人情怀，所讴歌的对象更多的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英雄人物。而毛泽东的长征诗词却自成高格，独树一帜。

山东大学教授高亨曾填词《水调歌头》，抒发学习毛泽东诗词的心得，首句写道：“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毛泽东戎马倥偬，有着丰富的战争体验和军旅感触，但他的长征诗词反映的不是他的个人征战史，所描绘的形象也不是他的自画像。除《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其他作品的主人公都没有具体所指。他不是着眼于描述个体英雄形象，而是致力于塑造红军英雄的群体形象。他们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昂扬的战斗意志，刚毅的英雄性格。毛泽东成功塑造了文学史上未曾出现过的英雄人物新形象，顶天立地、光彩照人，具有排山倒海的无穷力量。

王昌龄《出塞》虽有“万里长征”，但“人未还”的结局令人伤心欲绝；李白《战城南》虽写“万里长征战”，可“三军尽衰老”使人不寒而栗。毛泽东在回顾长征时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姚雪垠分析《七律·长征》时指出：“关于这样的题材，在很多诗人，大概会着眼于写长征的艰苦成功，写得沉郁顿挫或慷慨悲歌。然而毛泽东毕竟不同于一般诗人，而是一座‘横空出世’的昆仑山，在《长征》一诗中，他全是用轻快的笔调写出胜利的喜悦，以千古少有的英雄豪迈之气，极端蔑视了长征中的巨大困难。像这样的写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而且，在中国三千年的诗歌史上从无先例。”姚雪垠的这一评价，也完全适用于毛泽东的全部长征诗词。

六、毛泽东长征诗词的对外传播

1994年12月26日，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在开幕词中，诗人贺敬之对毛泽东诗词特有的史诗价值和人文蕴含给予了充分肯定，深情地说：毛泽东诗词瑰奇的诗美“熔铸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人格和个性，在漫长的岁月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风靡了整个革命的诗坛，吸引并熏陶了几代中国人，而且传唱到了国外。”毛泽东诗词的国际传播和巨大影响，要从《七律·长征》的披露说起。毛泽东的长征诗词在世界范围产生了重大影响，使长征成为外国人感到震撼和惊叹不已的世界奇迹之一。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国内外大众对毛泽东了解甚少，而国民党的报刊又充斥着种种污蔑性的宣传。3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外国记者冲破重重封锁，直接到陕甘宁边区采访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领导人，将所见所闻所感撰写成新闻报道、著作，让世人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和真实的毛泽东。毛泽东诗词也通过这些记者的零星介绍开始为西方世界然后为中国大众所知晓。

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一大堆未获解答的问题，进入到陕甘苏区，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考察采访。毛泽东高度重视斯诺的采访，多次与斯诺彻夜长谈，平生唯一一次向外国人详细介绍个人从出生到长征的成长经历，还把《七律·长征》抄赠给斯诺。1937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引起轰动。在该书“长征”一章末尾，斯诺写道：“我把毛泽东主席关于这一6000英里的长征的旧体诗附在这里作为尾声，他是一个既能领导远征又能写诗的叛逆。”1938年2月，中译本《西行漫记》在国内出版。《七律·长征》成为最早在国外发表，然后再转回国内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为人们认识长征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8年9月至1939年9月，罗曼·卡尔曼以苏联《消息报》特派摄影记者和苏联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身份待在中国，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华一年：苏联电影记者笔记（1938—1939）》一书，记录了卡尔曼与毛泽东见面的一个细节：“他走到桌子跟前，拿出一张纸，把毛笔在墨汁里蘸了蘸，用笔法奔放的字写下自己那首言简意赅、成千上万人都熟知的诗：……（《七律·长征》此处省略—作者注）我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顿感由人民领袖亲笔书写的这首讴歌一个最伟大历史功勋的诗，将是我从中国带回的最珍贵的礼物。”根据现有资料判断，卡尔曼是第二个得到毛泽东《七律·长征》手迹的外国友人。

毛泽东书赠诗词这一做法，不仅表现了政治家诗人人际交往的一种儒雅情趣，也彰显了诗人政治家表达心志的高超智慧。陕甘边区深陷重围，他把反映长征这一重大事件的《七律·长征》书赠外国记者，深刻用意在于把诗词作品当作工具和手段，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介绍中国革命，宣扬中国精神。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杨振宁提到《七律·长征》时，毛泽东说：“那是长征快完时写的，讲了一个片面，讲不困难的一面，其实里面有很多斗争，跟蒋委员长斗争，跟内部斗争。有些解释不大对头。……我看，过百把年以后，对我们这些都不懂了。”毛泽东的这种感慨，合理地解释了一件事的深层原因。毛泽东一向认同“诗无达诂”，认为“诗不宜注”。1963年《毛主席诗词》（37首本）出版后，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立即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1964年1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就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一共有32条，达1900多字。这是毛泽东解释自己作品条目最多、最为详尽的一次，足见他十分重视诗词作品的对外传播，他不希望外国人对他的作品任意曲解或望文生义。

七、毛泽东长征诗词的现实意义

在总结长征时，毛泽东满怀豪情地指出：“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是对长征辉煌胜利的高度评价，更是对长征深远影响的坚定信念。长征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未来走向。作为工农红军绝处求生的具体军事行动，长征已然成为历史。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不辱使命、攻坚克难的伟大实践，长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是不断地被延续和实践。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所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的历史从未远去，长征的路在不断延伸。”“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是党和人民的新长征。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

毛泽东的长征诗词是中国革命文化的结晶，反映了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行为、丰富情感和崇高追求，能够加深人们对中国革命历史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历程的理解和认识。毛泽东的长征诗词写景则写出新气象，写物则赋予新寓意，记事则具有新视角，写人则站在新高度，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雄奇的中国气派，能够使读者充分领略到毛泽东的卓越才华和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魅力，不断提高人文修养和审美情趣。吟咏毛泽东的长征诗词，能够陶冶情操，振奋精神，汲取到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激励人们自强不息、攻坚克难，奋力创业、创新、创优。

当年红军播撒的种子，早已在神州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长征中的史诗，史诗中的长征，铸就了中国人民心中刻骨铭心的长征情结。毛泽东长征诗词字里行间洋溢着浩然之气，既有惊心动魄的震撼力，又有扣人心弦的穿透力；既有催人奋进的感召力，又有朴实无华的亲和力。毛泽东的长征诗词已经转化为跨越时空的精神财富，变成了赋有价值形式的文化符号，汇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鼓舞中国人民踔厉奋发，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来源：《百年潮》2026.11，作者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湖南韶山干部学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