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崇高精神风范

　　1956年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评价陈云：“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这句话看似普通，却饱含着对其品质与能力的高度赞许。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攻坚克难，到三年困难时期的理性坚守，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稳扎稳打，陈云始终保持并坚守着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并铸就了严正、醇厚的红色家风。

　　经济战场上的“大掌柜”与家庭中的“三不准”

　　1949年5月，陈云奉调负责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当时，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的经济与金融状况十分恶劣：国民党统治时期产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仍在持续，不法商贩和投机分子利用囤积的银元、黄金、外币扰乱市场与金融秩序，试图将人民币排除在市场之外。这些不法分子的投机行为不仅严重影响了人民币信誉，还造成物价飞涨、企业生产成本剧增、生产秩序被破坏，上海经济形势出现了明显动荡。

　　在陆续收到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反映银元猛涨严重影响人民币信用、决定严厉打击银元投机的电报后，陈云立即主持起草关于同银元投机斗争方针及策略的电报稿，决定以强硬手段打击不法投机行为。在中央的支持下，这份文件于6月8日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为题下发。随即，“银元之战”正式打响。上海市军管会发布命令禁止外币、金银币的流动，同时取缔黑市，打击各类投机活动。10日，军管会包围并查封了当时的银元投机中心——上海证券大楼，逮捕了200多名不法投机分子，沉重打击了银元投机浪潮。陈云为中央起草的这个指示中提出的一系列有力措施，对根绝银元投机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关注上海金融情况、参与指导“银元之战”的同时，为打破敌人对上海的封锁、恢复与发展上海经济，陈云还密切关注着上海的交通运输情况。他要求查明，在上海及沿江共接收多少轮船，其中海船、江船各多少，各船吨位大小如何，民营海船、江船各多少，各船吨位大小如何，上海与华北之海运及沪汉间江运共需要多少吨位的船只才够用……他以“‘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时刻关切、细致盘算着上海水陆交通。

　　就在陈云“日夜鏖战”时，其妻于若木带着孩子们从东北来京团聚。陈云给家人定下了“三不准”：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长子陈元曾回忆：“他还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我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给担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配备了公务车。当时，同在中财委工作的于若木本可以搭车，但她坚持骑着一辆“红旗”牌自行车上下班，从未搭乘过一次。于若木曾开玩笑说：“我们家院子里停了两辆红旗车！”后来，她调到位于香山附近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每天上班就要骑一个半小时自行车。为了节约上下班时间，平时便住在单位，只有在周六才回家。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这就是陈云的家风。

　　直面饥荒的“清醒者”与家庭防线的“守门人”

　　毛泽东在1961年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陈云积极响应，于6月27日至7月11日，在家乡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研究。

　　在调查研究期间，陈云吃住在农民家里，往往是上午开会，下午到村里考察。他用真诚务实的态度赢得了民心。青浦调查结束后，他前往杭州，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情况。7月13日至18日，又在苏州、上海、南京、天津等地交流了青浦调查的经验和结论。回到北京后，他总结调查研究成果，写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3份调查报告。8月8日，他在北戴河致信邓小平，一并附上了这3份报告。此次调查研究，为中央正确制定、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依据。调查报告后经中央转发全国，对克服当时存在的严重困难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陈云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虽然身居高位，手握重权，但从来不轻易使用手中的权力，更不会把这份权力用在自己和家人身上。他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要用于人民，要为人民谋福利。

　　1962年，市场上开始销售一些高级点心、糖果和其他高价商品来回笼货币。那年夏天，于若木上街为他购置了一床高价毛巾被。结果第二天报纸就登出消息，因为国家经济已经恢复到一定水平，高价产品就此取消，从即日起所有产品都降为平价。她不由地抱怨，怪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自己，多花了冤枉钱。陈云严肃地答道：“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头随便讲？我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

　　市场经济的“护航人”与严正家风的“播种者”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1979年3月8日，陈云在思考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时，撰写了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其中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是计划经济部分，二是市场调节部分。”“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这份提纲是论述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珍贵文献，一方面强调要改进计划工作，实现按比例发展；另一方面强调要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也就是要按价值规律调节。当时，由于人们还没有普遍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而提纲突出的正是这一点。该提纲阐述的意见，在中央决策层对经济工作的认识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经济体制改革应遵循怎样的原则和方向来进行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陈云始终坚持运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唯物辩证思想，推进、护航着改革开放大业。他反复强调一定要“只唯实”，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对于经济发展，他一早就强调：“从具体的中国国情出发，抓住中国的特点。”经过对国情的深入思考，他认为最突出的是粮食问题。在各种场合都强调要抓紧抓好粮食生产，并一再阐明“无粮则乱”的道理。在其看来粮食问题对中国而言，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发展经济，既要发展经济作物，也必须保证粮食的逐步增产。

　　基于我国薄弱的经济基础，陈云一直反对急躁冒进，说：“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一点，少走弯路，走弯路的损失比慢一点的损失多。”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他指出：“体制改革必须边实践，边摸索，边总结经验。”“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只要这样做了，这次改革就一定能够成功。”

　　陈云在耄耋之年开始练写毛笔字，写得最多的就是：“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这两句话是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向全党同志发出的告诫，也是向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提醒。其次子陈方曾回忆：“80年代中期，有一天我下班回来，父亲还没吃饭，正在洗手准备吃饭，看到我，就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现在社会上经济犯罪、刑事犯罪很多，一些高干子弟也参与了，影响很不好。这方面你得注意，而且不能跟他们一起去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自己管好自己。记住了没有？我说记住了，他才让我回去。”

　　严守规矩的家风就像一颗种子，也默默地在孙辈中生根发芽，他们时刻严格要求自己，谦虚低调做人。陈云的外孙女陈茜，曾在实验中学读书。1984年6月13日陈云生日这天，陈茜写了一幅毛笔字“祝爷爷长寿”，他站在桌边微笑地看着。这温馨的一幕被秘书用相机抓拍了下来，后来该照片刊登在报纸上。直到这时，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才知道她原来是陈云的外孙女。

　　从用算盘遏制通胀到用家规约束亲属，陈云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九字箴言，在国事与家事间架起一座“实事求是”的桥梁。他去世后遗留下的打着28处补丁的棉质内衣和算珠磨损的木质算盘，不仅是其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更是一部鲜活的治家宝典。

　　（摘编自6月13日《中国档案报》 乔咏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