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红色摇篮”

“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保护、教育新中国的后代。”1938年9月25日，《新中华报》特别开辟专刊，介绍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成立的经过，这句话就刊登在专刊的右侧版面上。同一版面还刊载了毛泽东同志为保育院的题词“儿童万岁”。这些都体现着我党对儿童成长的深切关怀。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为抗日将士子女、烈士遗孤及战区难童创建了多所保育院、托儿所。这些机构被统称为延安保育院。在我党的关心和领导下，从事保育工作的教职员工为养育和培养革命后代呕心沥血、艰苦奋斗，谱写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光辉历史。

1937年初，中共中央机关迁驻延安。3月，在延安城南的柳林村，延安托儿所正式成立，开始接收将士子女和烈士遗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无数抗日志士奔赴前线，将年幼的子女留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为解决前线将士的后顾之忧、培养国家民族的未来，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决定在延安托儿所的基础上，扩建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即延安第一保育院）。

1938年10月，延安第一保育院正式成立。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开来，受到军民的热烈欢迎。很快，第一保育院里就充满孩子们的欢歌笑语。自成立起，第一保育院便汇聚着八方关爱。中央与边区领导人频频探望，边区政府优先拨款，社会仁人纷纷解囊。在他们的关怀下，第一保育院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形成包含乳儿部、婴儿部、幼稚部、小学部的完整保育教育体系。1940年春，随着延安本地儿童的看护需求不断增多，中央在距离杨家岭很近的兰家坪山上，又建起延安中央托儿所。

延安的保育机构实行全部免费的学前教育，为孩子们提供较优渥的饮食、居住、卫生、文化活动条件。即便在1942年国民党实施经济封锁、边区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时刻，也保证孩子们有足够的营养。通过各界支持与生产自救，乳品、面食、粉条、豆腐等不断供应到孩子们的餐桌上，使儿童享有战时的“最高待遇”。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促进保育工作的政策，确立了“增进儿童知识，训练手脑并用，使之成为未来新中国健全的主人”等教育方针。第一保育院小学部的生产劳动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孩子们在实践中成长，在汗水中收获知识与勇气。

1944年秋，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干部的子女、从后方辗转来延安的烈士子女大量增加，原有的保育机构已难以满足需求，中央有关部门决定筹建延安第二保育院。1945年6月，延安第二保育院在延安城北枣园附近的小砭沟建成。

当时的延安，已经拥有3家保育机构，从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到七八岁的儿童，都在保育范围。越来越多的革命后代和边区儿童来到这些温暖的“家”。据不完全统计，仅红军到达延安至抗战胜利，延安保育院先后接收近3000名婴幼儿，极大解决了抗日将士、党政干部的后顾之忧，为革命花圃培育出大批茁壮的幼苗，成为我党“红色摇篮”。

抗日战争胜利后，来之不易的和平很快又被战争的阴霾所笼罩。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在战火随时可能蔓延至延安的紧急情况下，党中央决定让所有非战斗单位一律撤到更安全的地方去，撤离名单中就包含这几所保育机构。撤离前，延安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反复训练孩子躲避危险、自我保护的技能，并赶制可放在马、驴或骡子背上的儿童驮床，加紧准备衣物、食品、药物、骡马等。11月5日，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主任康克清到第二保育院传达党中央的撤离指示，全体工作人员积极响应，发出“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铿锵誓言。至1947年初，延安第二保育院、中央托儿所、第一保育院先后撤出延安，开启辗转千里的“娃娃长征”。

转移之路崎岖难行、险象环生。每个保育员要照顾三四名孩子，队伍既要抵御疟疾、疥疮、腮腺炎等疾病甚至狼群侵袭，又要防范敌人威胁、时刻注意隐蔽。保育、医务及警卫人员不畏寒苦、公而忘私，夜以继日守护着孩子们，为保护儿童而受伤者不可胜数。敌机轰鸣时，保育员们屡屡奋不顾身，以血肉之躯筑起护佑屏障；山路险峻处，工作人员通力合作，冒着生命危险拉回临崖踏空的骡子及驮床。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行军，这3支队伍相继安全到达解放区。延安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和负责保护孩子们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誓言，创造了数千里行军没有一个孩子掉队、没有一个孩子伤亡的奇迹。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保育院分别落脚北京、西安和延安三地，中央托儿所和第二保育院则跟随党中央到了北京。从此，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远离战争的硝烟，在和平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因为亲身体验了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及胜利的来之不易，长大后的他们，时刻把延安精神融入血脉，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陈 健 李孟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