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必须建筑在自力更生之上

　　《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是1939年5月7日朱德同彭德怀等八路军领导给各兵团首长发出的电报，收录在《朱德军事文选》中。这篇重要文献概括了全民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在华北抗日前线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强调了打破侵华日军的封锁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必须建筑在自力更生之上，对我们今天科学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情况新问题仍有启示意义。

　　“支持华北长期抗战，部队日益发展”

　　1938年10月，全民族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各方政策有了新的变化。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策略，逐渐将日军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并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在1938年12月公开投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虽然继续抗日，但态度日趋消极，反共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将政策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受此影响，各地的反共摩擦活动日趋严重，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新的危机。

　　此时，身处华北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在抗击日军的同时，还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不断制造的“摩擦”，形势十分严峻。面对新阶段新情况，1939年5月7日，朱德同彭德怀等八路军领导给各兵团首长发出电报，提出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支持华北长期抗战。

　　根据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朱德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依靠广大群众，寻觅战机，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他们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坚持山地游击战争；军民还一起破坏铁路、公路交通，发展平原游击战争；部队还同群众相结合，到各地摸清日军行动规律，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进行伏击歼灭战。

　　虽然拓展并坚守住了华北抗日根据地，但也遭受到极为严重的困难。对于这些困难，朱德指出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即外部的敌人、内部的顽固分子和“中央政府”。“敌人对我经济封锁与军事的破坏”，造成了“平原富源地带城市之失掉”。顽固分子和“中央政府”则采取各种手段对我军进行阻挠、限制。这种阻挠和限制主要表现在：第一，“呈请改师为军、增加经费至现在无着落”。第二，“呈蒋批，以我军不听指挥为借口，过去原有之经费亦将完全停止发给”。第三，“屡电取消边区银行，并责以影响法币跌价”。第四，“蒋为限制与排斥我苏鲁皖豫之各军（蒋密电朱、彭调往北宁路作战），威胁我方，不合理地解决河北问题以及交出其他已得之地方抗日政权，可能停止原定之四万五千人经费”。这些阻挠和限制，不但让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受各种限制，增加困难，且弹药供给亦异常困难”，“尤其经费一项异常困难”。

　　“一切必须建筑在自力更生，不依赖国民党政府的接济上”

　　面对当时的艰难局面，朱德指出，必须要“使共产党力量的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这“不但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步骤，而且是打击资产阶级现在和将来独裁的思想”。要做到这一点，“一切必须建筑在自力更生，不依赖国民党政府的接济上”。为此，一是要“坚决与敌人经济封锁作斗争”，二是要“打破国民党物质限制我军发展的阴谋”。

　　朱德进一步解释了必须这样做的原因，认为这是国共双方不同的阶级立场所导致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个是民族矛盾，关系到中国存亡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到能否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这两个矛盾是紧密地互相联系的。我们党认为，在全民族抗战时期，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阶级矛盾必须服从民族矛盾，但不能否认阶级矛盾的存在，必须以阶级斗争促进民族斗争。因此，朱德指出，“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资产阶级相反，企图保持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裁及胜敌以后的独裁和资本主义的前途。这是限共、溶共的基本出发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开始推行反共政策，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下克服物质困难”

　　为解决华北抗日根据地面临的这些问题，朱德在坚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方针的前提下，提出要在“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下克服物质困难”。

　　他提出了七条具体意见，分别从生产、制度、统一战线和组织保障等方面作了安排部署。在生产方面，朱德响应毛泽东1939年2月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对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号召以及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参加生产运动的要求，提出了要“努力发展生产运动（包括农业及手工业和营业），多种瓜菜、粮食、自做鞋袜、手巾、布匹、缝衣”。他特别注意机关干部的以身作则，提出“机关人员应大大动员并有计划地营业，统制公私贸易”。朱德还重点对军工生产提出了要求。他根据斗争需要，提出晋东南、五台山、山东要“有计划地建设军事工业”。针对资源紧缺、技术不足的现实，他给出了“收集弹壳，自造子弹、手榴弹及注意收集购买上述机器、铜铁及其他原料，求得仿造轻机关枪”的要求，并且强调“质量必须精确”。在制度方面，朱德将“改善贫苦人民生活”作为重要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整理一切必要的地方税收及田赋制度”，以增加根据地的财政收入。针对根据地存在的“贪污浪费、吃空缺、以少报多的犯法现象”，朱德吸收了党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并坚持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注意到制度建设在保证党的作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要“严格建立预算、决算制度”，以克服这些犯法现象。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朱德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统一战线方针，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指出，一方面要“加强敌占领区（交通线城市）伪组织中的工作，争取物质帮助来源”，另一方面要在自愿的原则下，争取群众团体对抗日的支持。朱德特别强调，“上述各节是我军的战斗任务之一，必须具体计划，督促执行”。为此，他提出区域与总部两级督促机制，“以军事战略意义划分的区域，建立专门委员会，研究、指导、监督执行上述任务”，同时，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拟在晋东南组织华北一个总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并指导与调节各区财政经济”。

　　朱德的这份电报，是对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是对华北抗日根据地严峻复杂局势的分析、判断以及应对，也是对即将到来的更加严重的困难的预判，为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做出了必要的准备。在全民族抗战相持阶段的前两年时间内，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牵制和抗击了大量侵华日军，敌后游击战争逐步扩大，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到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并且在华北等地创建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思想，不仅是战争年代的生存智慧，更是任何时代个人与民族面对挑战时的积极态度。其价值不在于具体方法的复制，而在于那种“在压力下奋起，在限制中创造”的思维方式的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能够坚持自力更生、勇于克服困难的个人与民族，终将在历史的考验中赢得主动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