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山答卷

茅山静卧江南，以千年文脉浸染层峦，又以红色血脉浇筑山魂。当抗战烽烟燃遍江南，新四军在这里建立了著名的茅山抗日根据地。这座山，见证了一支军队如何以严明纪律赢得民心，诠释了“人民战争”的本质含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军政团结、军民团结。

76年前的今天，上海宣告解放。中国革命何以胜利？答案或许就藏在茅山脚下的丹阳镇，藏在当年官兵必须熟练背诵的入城纪律，藏在上海解放那天，官兵在蒙蒙细雨中怀抱枪支和衣而卧的场景中。

回望茅山，青峰依旧。当风吹过，山林呼啸间，我们仿佛听到历史深处的回响：人民军队，永远与山河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

——编 者

茅山，北倚长江，南瞰太湖，9座峰峦在镇江与常州之间绵延起伏，宛如一枚碧玉纽扣，缀于沪宁两大城市带腰际。

茅山不高，主峰大茅峰海拔仅为372.5米；茅山不大，区域总面积亦不过900平方公里。然而，因其兀立于广袤的江南水网，更以千年文脉浸染层峦，又以红色血脉浇筑山魂，使得它在无数名川大山中独具一份超拔气韵。

文 脉

茅山的诞生，是亿万年岁月镌刻的一部地质长卷。8亿年前的汪洋中，海相沉积层悄然堆积；1亿年前的中生代，地壳隆升将沉积岩挤压成岭；180万年前山体在褶皱断裂中定型。3次地质剧变，自然之神取沧海为砚，淬地火为墨，在锦绣江南写下了磅礴开篇。

茅山泉灵洞奇。20世纪30年代，地质学家李四光主持地质考察，系统勘测茅山9峰、18泉、26处溶洞的地质构造、水文特征和分布规律。专家们发现，这片低缓的丘陵山地，竟是一座典型的地质宝库。复杂的地层结构、多样的泉洞共生，使茅山成为中国最早开展现代地质研究的地区之一，多处山名成为国内标准地层命名地。

我在满眼是花的5月，从镇江句容至常州金坛，一路走过茅山。华阳洞、玉柱洞、仙人洞……穿行于明艳花海与幽深洞穴之间，仿佛穿梭时空长廊——一面是草木繁荣的当下绚烂，一面是石髓凝华的亘古沉静。

茅山原名句曲山。西汉景帝年间，关中咸阳医者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南渡至此，但见“紫气如盖，白鹿衔芝”，仿若仙境降临人间，于是结庐修真、采药炼丹，为黎民百姓消灾治病。后人感其恩德，遂将句曲山更名茅山，尊茅氏兄弟为茅山道教祖师。清代学者任大椿在《过茅山碑记》中记载：“茅山为三茅真君初炼道之地。”

始于汉代的道医传统，如同山涧清泉，流淌千年后依然滋养着现代文明。

“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评委会用这样一段颁奖词致敬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青蒿一握，水二升，浸渍了千多年，直到你出现。为了一个使命，执着于千百次实验。萃取出古老文化的精华，深深植入当代世界，帮人类渡过一劫……”

据传，1600多年前，东晋医药学家葛洪在茅山修道著书期间，发现了青蒿的治疟效用，后将“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写入书中。屠呦呦回忆，正是这几句话给了她灵感，奠定了她和团队成功提取青蒿素的基础。

时光流转至南北朝时期，出身于江南士族之家的陶弘景看淡名利，上《解官表》辞官，悄然退隐茅山。梁武帝虽屡屡诚心相邀，却始终未能请动陶弘景出山。尽管如此，梁武帝仍对陶弘景“恩礼愈笃，书问不绝”，还在茅山敕建朱阳馆供他居住；后又为其建太清玄坛，“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这便是茅山“秦汉神仙府，梁唐宰相家”的由来。

隐居茅山45载，陶弘景潜心治学，终成一代医药学大家和文学大师。他编著的《本草经集注》收药物730种，首创了沿用至今的按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方法。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沉醉于山水之间的陶弘景，敏锐捕捉茅山山色的细微变化。他的《答谢中书书》一文，巧妙运用对偶句手法，将茅山美景描绘得淋漓尽致，成为六朝书札名篇，也为茅山留下了最早的文学肖像。

北宋元祐年间，主产于茅山楚王涧东崖的茅苍术，被另一位药理大家苏颂载入《本草图经》。苍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因“味重金浆，芳逾玉液”，被视为延年益寿的灵药。及至近代，茅苍术还有一段走出国门的传奇经历。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以往不为西方人所认知的中草药——茅苍术斩获金奖，让世界认识了中医药的神奇。

曦光轻抚，茅山山峦在晨雾中渐次清晰。望着散落山间的青砖灰瓦舍，一座恢宏的书院仿佛从历史深处向我走来。

始建于北宋仁宗初年的茅山书院，曾是宋代六大书院之一。《宋会要辑稿·崇儒》载：“知江宁府光禄卿王随言处士侯遗于茅山营葺书院，教授生徒，积十余年，自营粮食……”书院创办人侯遗励精图治、苦心经营，长期为学生提供食宿的做法，得到仁宗皇帝的欣赏。茅山书院成为书院史上得到朝廷认可和经费支持的办学机构，为后世学田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样板。

1897年，39岁的康有为游历茅山，存续了240余年的宋代书院早已化为焦土。金坛乾元观前，古老的银杏擎天而立。抚过树干疮疤处长出的新枝，康有为触景生情，不由感叹：“观此树而知文明非骤毁于兵燹。”

叶落处有年轮，焦土下有根脉。当岩缝间的绿意又一次萌发，镌刻着亿万年沧桑的茅山，迎来新的历史书写。

山 魂

茅山之巅，36米高的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巍然耸立。远远望去，仿佛一柄刺向苍穹的利剑。

纪念碑前放鞭炮，纪念碑下听军号——“丰碑奇号”，已经成为今日茅山一大奇观。尽管地质专家认为，这一现象为建筑结构与山体形成的特殊声场所致，当地的人们却更愿意相信这是当年新四军冲锋的号声在回响。

新四军挺进江南的第一声军号，吹响在1938年6月17日，一个雨雾蒙蒙的早晨。粟裕率抗日先遣队连续突破日军三道封锁线，在镇江城外打了一个胜仗——韦岗之战。

遭遇新四军当头一击的是日军野战重炮第5旅团一部。激战半小时，新四军击毁敌汽车4辆，毙伤日军20余人，车上的军用物资也成了新四军的战利品。待到日军增援部队赶来，看到的只是燃烧的汽车残骸和被新四军踩进泥水中的太阳旗。

消息传来，陈毅即兴赋诗：“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也就是从那个梅雨季节起，“新四军”这个响亮的名字在江南大地悄然传开。

彼时的江南，95%的城镇已落入敌手。从上海到南京，沿着沪宁铁路，日军部署了3.2万兵力，还有2万多助纣为虐的所谓“忠义救国军”。时任新四军先遣支队作战参谋张铚秀回忆：“刚到江南的时候，不少老百姓见新四军连机关枪都没有，不免有些误解，（但）事实很快让人们信服了。”

1938年7月1日，新四军捣毁沪宁线上的新丰车站；8月12日，新四军攻占挺进江南后的第一座县城句容城；8月24日，新四军奇袭南京东郊麒麟门，在日军眼皮子底下打了一个歼灭战；1939年2月18日，除夕之夜，新四军风雪出征，在茅山脚下的延陵镇，击毙日伪军80多人……

新四军冲锋的号声，犹如茫茫黑夜中的火炬，点燃了江南人民的抗日烈火。不过半年时间，挺进江南的新四军第1、第2支队建立起面积1.5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的茅山抗日根据地，成为当时全国六大山地根据地之一。

茅山，毛泽东亲自为新四军选定的桥头堡。还在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就在给新四军的电报中指出：“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虽然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和充分的活动地区，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就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正是这一史称“五四指示”的电文，为新四军开辟敌后根据地指明了方向。

陈毅曾经用“惊喜交加”形容初到茅山时的心情——“喜的是部队终于安全挺进到达指定地点；惊的是茅山在游击战的地形意义上完全不合乎我们的要求”。不同于三年游击战时期山高林密的闽赣山区，当时的茅山实际上是一片植被低矮稀疏的“童山”。

日伪军重兵布防，新四军隐蔽困难。面对重重挑战，陈毅坚决贯彻党中央战略部署，鲜明提出“人山”思想：“江南地区虽然是水网地带，没有深山密林，但这里有广大的抗日人民，也就会出现许许多多人造的深山密林。我们战斗在由人民群众组成的深山密林之中，就能生存和发展，就能打胜仗。”

新四军所到之处，党政建设协同推进：成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发动爱国民主人士参政议政，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茅山上的道士、寒山寺中的僧侣，也在新四军的感召下，投入抗日洪流之中。江南大地，开始流传这样的歌谣：“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1939年5月，“五四指示”一周年之际，叶飞率闽东红军独立师改编的新四军第3支队第6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时人简称为“江抗”）名义挥师东进：首战黄土塘，在无锡、江阴交界处击毙日军30余人；再战浒墅关，在苏州城外运河边全歼日军55人、伪军1个中队。7月23日晚，第6团奔袭上海虹桥机场，4架敌机在冲天的火光中化为灰烬……

弯弓射日，撒豆成兵。“江抗”只用5个月就在阳澄湖周围开辟出一片抗日根据地，队伍从700人猛增到5000人。后来，“江抗”主力西撤江阴，紧急受命担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的谭震林，依托由阳澄湖后方医院伤病员发展起来的新“江抗”，东出昆嘉太（今昆山、嘉定、太仓），西入锡澄虞（今无锡、江阴、常熟），“建军扩政”，半年时间再度将队伍扩展至5000余人。

江南水乡的游击区与茅山根据地遥相呼应，如同尖刀直插日军心腹之地，搅得敌人经夜胆寒。而在同一时间，国民党第三战区23万大军躲到皖浙赣山区消极避战，再也没有组织起对日军的有效进攻。

1957年，作家崔左夫根据当年在沙家浜芦苇荡中养伤的伤病员之一、第20军首任军长刘飞的回忆，创作了《血染着的姓名——36个伤病员斗争纪实》，后被上海沪剧团改编为《芦荡火种》。1964年7月23日晚，毛泽东同志观看由北京京剧团改编的同名京剧后，亲切接见演职人员，夸赞主要人物演得好。他还说：“中国许多戏都用地名做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芦苇荡里的红色故事，伴随着《沙家浜》搬上银幕，走进了亿万人民的心灵。

爱人民，支援永不忘。新四军老战士连柏生永远记得，有一次，他在执行任务时与日军遭遇，急忙进村躲避。正在给孩子喂奶的一位大嫂认识连柏生，急中生智把孩子塞给了他，让他抱着孩子睡在床上。冲进房内的日伪军指着连柏生问：“他是什么人？”“我男人！”怎料，大嫂话音刚落，丈夫从地里回家了。见状生疑的敌人逼问：“他又是什么人？”大嫂咬咬牙说：“我不认识他。”于是，大嫂的丈夫被日军带走，再也没有回来……

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抗战期间，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敌作战50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4万余人；5万多苏南子弟参加新四军，7000多位烈士血洒抗日战场……

此时此刻，伫立于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前，鞭炮声与军号声又一次在耳边共鸣。我仿佛看到，漫山的草木正向着高高的纪念碑深深鞠躬；我仿佛听到，这方热血铸魂的山峦，仍在诉说着“人山”的永恒真谛。

答 卷

1949年的江南雨季来得格外早。惊蛰刚过，茅山已经笼罩在连绵的春雨之中。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在人们以为解放军会一鼓作气进军上海的时候，这支队伍却在茅山脚下按兵不动了。

请求中央军委推迟上海战役的，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他要在进军上海之前，先用20多天时间，打一场特殊的战役：丹阳整训。

丹阳，当年沪宁线上的重要城镇，东距上海约200公里。这是陈毅率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苏中之后，第一次回到苏南。1940年7月，跟随陈毅北渡长江的新四军只有7000人。9年过去，陈毅麾下的第三野战军，已经拥有将近40万大军。夺取上海毫无悬念，如何管理好大上海，成为摆在陈毅面前的全新课题。

“打上海，不仅要军事进城，还要政治进城。”这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嘱托陈毅，“进上海，我们是打不得一点儿败仗的。美国有人预测说，我们共产党虽然进得了大上海，但不出3个月就要退出来。我们一定要小心，接管上海，管理上海，这是我们执政大城市的能力考验。”

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城市政策组组长曹漫之记得，在渡江战役之前，陈毅就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起草三野《入城守则和纪律》。陈毅说：“我记得古代史书上曾有过军队不入民宅的记载，你去找些历史书查一查，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曹漫之每到一处，便去图书馆查看，结果查来查去也没有找到“不入民宅”的出处。陈毅哈哈一笑：“书上没有的，我们就不能写吗？反正解放军进城后，在没有找到营房之前一律睡马路，这一条一定要写上。”

4月1日，第三野战军颁布《入城三大公约和十项守则》，十项守则第二条就是“不住民房铺店”。毛泽东对此极为赞赏，在电文中作了8个字批示：“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5月10日，丹阳大王庙，陈毅为即将接管上海的5000多军地人员作《入城纪律》报告，连下两道命令：“一是上海市区作战不准使用重武器；二是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准进入民宅。天王老子也不行！”他形象地说，上海战役是“瓷器店里打老鼠”，老鼠要打，瓷器不仅不能损坏还要保管好。

丹阳整训——人民军队献给500万上海人民的“见面礼”。第三野战军政治部要求每人都写执行政策纪律保证书，两人结对互相监督，确保没有死角。所有官兵必须熟练背诵入城纪律：战士要向班长背，班长要向排长背；不会背诵的官兵，不允许去打上海，去接管上海。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一个碉堡一个碉堡地攻克，一条街巷一条街巷地争夺。”时年20岁的迟浩田为第27军第79师第235团3营7连指导员。几十年过去，在老人的记忆中，苏州河畔的战斗依然是一片血红，“上海战役比正常作战要艰苦得多，歼敌1个营，甚至要伤亡1000多人。我们1个团，连长、指导员就牺牲了8个。”

5月27日早晨，枪声渐渐稀落下来。上海市民惊奇地发现，蒙蒙细雨中，马路两边湿漉漉的地上，睡满了怀抱枪支和衣而卧的解放军战士。

这一幕，被新华社随军记者陆仁生收入了镜头。一幅标题为《夜宿街头》的照片，出现在上海《解放日报》的创刊号上。媒体评论说：战上海，解放军交出了军政双优的答卷。

美国合众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用这样一段文字报道上海解放第一天：“一名士兵拿着冲锋枪在南京路巡逻，就像一个母亲在保护熟睡的孩子。这是一个感人的场面。这些年轻人日夜行军战斗，一定累死了。整个下午，他们都在南京路的人行道上睡得很香。这对打了胜仗的军队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本来，对时局失去信心的民族实业家荣毅仁已经在香港选好房子，准备迁居。这一天的所见所闻，让他下决心留在上海。

1919年，18岁的陈毅从上海登船起航，远赴法国勤工俭学。30年后，48岁的陈毅再一次来到上海，成了这座著名城市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

上海，回到了人民手中。这是无数英烈用生命换来的胜利。第29军第87师第259团团长胡文杰身中7块弹片，倒在了胜利前夜。这位曾经跟随陈毅从茅山一路征战到山东，又从山东征战到上海的英雄团长，牺牲时年仅33岁。

22天后，胡文杰烈士的遗腹子在军号声中呱呱坠地，取名：继军。

那一天，是上海解放后的第9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