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高度警惕官僚主义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一直以对工作认真细致、公私分明、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为人们所称颂。他之所以具有如此高尚的精神品格，其根本是他对人民利益的极端负责。周恩来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正是因为如此，周恩来深刻认识到官僚主义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大敌，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始终坚持与官僚主义行为作坚决斗争。 

　　从“跃进号”沉没事件看官僚主义的危害

　　1963年4月30日，一艘名为“跃进号”的货轮，满载着1.3万吨玉米从山东青岛港出发，前往日本门司港。然而让人惊愕的是，刚出发1天，“跃进号”就在济州岛西南海域苏岩礁附近沉没。在当时西方国家对华实行严密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下，作为新中国自主建成的第一艘万吨级大型货轮，“跃进号”原本将大大缓解我国单纯依靠租用外轮的状况，这使得其遇难沉没格外引人注目。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亲自处理此事。他于5月2日、3日、7日四次约谈相关人员，并于5月12日冒着浓雾飞往上海组织现场调查。经过十多天的调查，最终确认货轮系触礁沉没。就在货轮沉没事件发生前后，交通部门还连续发生多起事故，造成许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一系列事故暴露出从交通部到所属单位各级领导思想麻痹、工作粗糙、无人负责等多个方面的严重问题。5月24日，周恩来在时任交通部部长王首道的报告上严厉批示道：“一句话，就是有领导地走群众路线。首长带头，大家动手，同心协力，保证安全。去掉官架子，建立新风气。”为此，周恩来在5月29日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作专题报告时，对着在座的200多位部长们，以“跃进号”货轮沉没事件为例讲道：这是最深刻的一个教训，归因在于出现了致命的官僚主义。

　　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来反对官僚主义

　　对于官僚主义的根源、表现和危害性，周恩来也不是首次提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周恩来在反对官僚主义问题上的态度一贯而坚决。

　　1926年周恩来主政东江时，在政权建设中特别注重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融入其中。他公开宣扬：“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为解除他们的痛苦奋斗到底。”周恩来请各界代表对政府的施政方针“严密地加以批评”，使政权体现出充分的人民性。为纠正原来“徒恃一纸公文”的官僚主义作风，消除政府和群众之间的隔阂，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东江各属行政会议，“为人民实行参与革命政治”。

　　1928年11月，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提出要将官僚主义作为组织观念上的错误之一进行严密检查。1929年7月14日，在周恩来参与发出的《中共中央给鄂东北特委的指示信》中指出了鄂东北党部在组织上存在的十二种不正确的倾向，第一种就是官僚化的形式主义，提出官僚主义“不有〔是〕无产阶级政党中所应有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始终对官僚主义保持高度警惕。1949年12月，他在向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的人员的讲话中指出：“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来反对官僚主义的深刻思考。1952年4月，周恩来明确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的观点，主张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反复强调“光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成为官僚主义了。我们应该提倡民主，才能克服官僚主义”。

　　其后，周恩来在许多场合一再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1968年7月23日，周恩来在接见黎清毅率领的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时提出“我们搞社会主义的大病之一，是脱离群众，机构太多、太重叠，这就会产生官僚主义”。1973年9月10日，一架巴基斯坦飞机回国时因发动机着火请求空中放油并返回机场，塔台指挥员、机场值班领导、空军几级领导、总参等十几层领导竟无人敢作主解决，结果致使飞机在空中带险盘旋了33分钟之久。周恩来知情后，于次日凌晨1点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关人员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严厉批评了相关领导，痛斥“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对于官僚主义病症的思想来源，周恩来分析指出，“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由此看来，官僚主义是封建统治留给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遗毒，是封建思想和封建作风的影响。

　　对于官僚主义的表现，周恩来将其细化分解为二十种，有：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不老实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懒汉式的官僚主义，机关式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特殊化的官僚主义，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

　　周恩来明确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警示全党“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强调“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为此，周恩来直言“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要求必须与官僚主义开展尖锐、激烈的斗争。

　　反对官僚主义是为了密切联系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而官僚主义背离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在政治上最大的危害和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脱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从另一个方面讲，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就对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革命军队“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军队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到了土地革命时期，1929年9月，经周恩来审定发出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专门论述了“红军与群众”，强调“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上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

　　南方局时期，为开拓国统区工作的新局面，周恩来就群众工作提出了“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的崭新观点，这是对党群关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当时，正在重庆红岩参加整风学习的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写道：“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1946年10月，周恩来在上海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中这样说道：“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历史方位、执政条件的转变，党群关系面临着新的考验。对此，周恩来在担任国务院总理的26年间，一直心系人民，和广大群众同甘苦、共命运，用一言一行诠释了他的群众观。

　　1961年，为调查因“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农业生产严重衰退和农民生活异常困难情况，中共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周恩来也多次强调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3月19日，他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指出：“要改正缺点错误，必须从深入下层，深入群众，认真进行调查工作入手。”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告诫全党：“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后来，周恩来亲自沉到一线，到河北省邯郸市原武安县伯延公社考察调研，听干部群众讲真话。

　　1966年上半年，周恩来还对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提出：各级领导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要“改变领导方法”，“今后领导要多和群众相结合”，“要多到群众中去取宝，从群众中取经，要自下而上多于自上而下，从群众中来多于到群众中去”，倡导领导干部要接地气、通下情，通过调查研究这一工作方法来发现和解决问题，拉近干群关系。

　　（摘编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年第5期 孙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