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毕业证，见证人才强军的伟大开端

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珍藏着一份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毕业证。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于1933年9月30日颁发给第五期机科学员曾荣的毕业证，系国家一级文物，布质，横7.2厘米，纵11.2厘米。这张毕业证，见证了中央苏区“红埔”军校——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创办与发展，见证了党领导红军推进人才强军的重要尝试与伟大开端。

1931年冬，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在江西瑞金成立，萧劲光、何长工、刘伯承、叶剑英先后任校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一所综合性军事学校，是我党我军军事教育由初级、单一教学发展为高级、系统、综合性教学的重要里程碑，被称为苏区时期的“红埔”军校，是我党我军进行人才强军实践的伟大开端，培养了大批能治军、会打仗的优秀军政干部。据统计，红军学校从建校到改编，共招生6期，培养学员6000余人。这些人大多成为红军部队营以上的中高级军事和政治指挥人才，如彭雪枫、宋任穷、程子华、韦国清、邓华、周子昆、粟裕等，他们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人民军队的骨干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军队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人才是推动军队发展的关键因素。苏区时期，红军官兵的来源比较复杂，既有旧军队成员又有绿林武装和农民。许多官兵都还未摆脱旧军队的习气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且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因此，加强红军干部培养，提高红军干部军事、政治水平，成为党和红军极其重要的任务。为此，党先后领导创办了各类红军教导队、红军随营学校等，以提高官兵的军事水平。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及红军队伍的壮大，建立专业、正规的军事学校以大规模地培养军事、政治、文化高素质的红军干部显得尤为重要。

1931年8月，中共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示：“红军学校必须集中举办”“要融合各军的长处来武装新的干部”。为此，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革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专门找到红八军军长何长工和红三军团参谋长兼军团随营学校校长邓萍，商讨筹办红军学校事宜。毛泽东说：“培养红军干部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经过学校培养的军政素质好的红色指挥员。”“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战胜反动派，也要学会办校、治军，培养自己的建军人才。”并明确指示，要参照北伐时的“黄埔”，办个我们自己的“红埔”。

1931年冬，中革军委以当时有着较好红军干部教育经验与资源的闽西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红一方面军教导总队和红三军团随营学校为基础，成立了红军学校。学校最初名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夏，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红军学校的创办为红军、地方武装和各级党政组织培养了大量优秀干部。从红军学校毕业的学员不仅具备扎实的军事理论知识，还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作战能力，为红军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持。周恩来来到中央苏区后前往学校指导工作时称赞道：“这所学校可与当年的黄埔相媲美，学员都是从战场上调下来的骨干，有这么一个好的学校培训干部，我们的腰杆子就又粗又硬了。”

红军学校的训练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少而精，理论与实际并重。鉴于红军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军事理论学习内容以简单、实用为主，除介绍红军部队组织、编制等基本情况外，还开设军事历史与战例分析、步兵战斗条例等课程，让学员系统地学习军事战略、战术等军事知识，为他们在战场上的指挥决策提供理论支持。红军学校还专门组织具有丰富作战指挥经验的教员，总结反“围剿”作战经验，结合其他军队的先进经验，编写出独具特色、符合红军实际的学习、训练教材，如《步兵教程》《坑道教程》《步哨·侦探·传令·联络兵勤务之参考》《架桥教范草案》等供学员学习。

战场就是实际的大课堂。当年，红军学校既是培养红军干部的综合性学校，又是红军的总预备队，学员按照战斗序列进行编队，随时都可上前线参加反“围剿”战斗。如第一期学员600人，编为步兵科、政治科和工兵科。第二期学员1500人，编为工兵科、炮兵科、步兵科和政治科。为此，红军学校特别注重将课堂教学与实战演练相结合，学员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积极参与军事演习、战斗任务等实践活动，在实际作战中锻炼和提高自己的战斗能力和指挥水平。教员在教授战术课时，往往采用现场教学法，带着学员走出课堂，到山地、河边，甚至冒着危险来到前线战场，实地讲解地形利用、工事构筑、进攻防御等。学校还会定期组织大规模的野外演习。只有校内考核及野外演习都合格的学员才予以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