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中共四大会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这让人不禁回想起昔日有关部门寻访中共四大会址的曲折过程。笔者早年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今中共一大纪念馆）工作期间，也曾参与调研。

会址在较长时间里未能勘实

1925年1月11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出席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林育南、周恩来、陈潭秋等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为吴廷康）也参加会议。会议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等14个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准备。

李逸在《中共“四大”会议琐忆》中谈及：“大会不像‘五大’以后各届之推出主席团，只记得开幕和闭幕大会都由陈仲甫（独秀）亲自主持，并一度提出政治报告。此外，历次会议由周恩来担任主席，有几次是李维汉。周恩来主持会议，有条不紊，口齿便捷，应付裕如，充分表现出是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当年因环境险恶，这次重要会议未留下很完整的档案，所以关于会场地址查不到任何记录。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相继勘实中共一大会址和中共二大会址，接着又组织力量寻访中共四大会址。

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曾发出许多函件，也曾奔走各地寻访当事人、知情者，陆续征集到不少关于中共四大会址的线索。例如，昔日在沪从事妇女运动的杨之华（瞿秋白之妻）回忆：“中共四大会址在上海横浜路附近，是一幢两楼两底的房子。”出席中共四大的庄文恭（早年曾任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回忆：“中共四大会址好像在上海四川北路横浜桥以北的一条路上，是某里弄中的最后一家，那房子的特征是比另外几幢大，二上二下，天井占用最里面的一段弄堂。”

这些回忆仅反映出中共四大会址的大致方位，没有提供确切的路名和门牌，会址在较长时间里未能勘实。

曾误传会址为“横浜桥6号”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被分配进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研究组，刚上班就聆听馆里前辈介绍了寻访中共四大会址的情况。

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仅数周，我就急切地查阅了当事人、知情者关于中共四大会址的10余份口述历史资料；在阅读中，曾自忖：从前横浜桥周边“五方杂处”，可算“三不管”地段，弄堂四通八达，离北火车站又不远，若是中共四大在这一带择址召开，确实方便人员出入，万一发生意外也有利于迅速疏散。

此后，在浏览馆里图书室收存的报刊时，不经意间看到一份画报上登载了一张上海横浜桥北岸的民居照片，并标注：“图为‘四大’会址——上海闸北横浜桥6号（四川北路横浜桥边的一座居民住房）。”这让人眼睛一亮。

鉴于横浜桥不在上海闸北区（后并入静安区），而是位于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桥下是狭窄的河道），便持单位介绍信前往当地的公安派出所进行查询，却未找到“横浜桥6号”这个门牌；经了解，才知这是一位老同志把当年上海全体党员开会的地点误记为中共四大会址，而且那个开会地点也似乎应在东横浜路24弄6号。为了作澄清，我根据自己掌握的多种资料，给上海《支部生活》编辑部寄去一封读者来信，说明有关部门虽已一再努力，但中共四大会址依然还未能勘实。

很快，上海《支部生活》编辑部有同志来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研究组。这位年轻编辑见面就表示：“寻找党的四大会址，这项工作艰巨而重要！”我很认真地说：“馆里研究人员都非常期待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早日解开会址的谜团。”随即，与他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会址“就在这个地方”

随着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不断深入，尽快勘实中共四大会址成为社会各界的迫切希望。

1983年春末，我随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领导赴上海普陀区的一个居民新村，登门拜访上海市政协委员郑超麟（早年曾任驻沪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这位翻译家先前曾表示：“我认为我有责任给世上留下一份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材料。”“我是这次大会的记录人，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当问到中共四大会址的确切地点时，老人回答：“四大会址是一幢三层石库门房屋（即‘假三层’，外观为两层，其实内有三层），地点在上海市区通往吴淞的铁路旁边，不属于租界，而且面向四川北路。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教室的样子，有黑板和讲台，每人面前放英文课本，以防不测。三楼是一部分代表宿舍。”他的清晰回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事后，我曾将此次访谈的内容告诉几位党史专家。

1984年5月，有关部门的同志专程陪同郑超麟前往实地进行踏勘，走到上海川公路、东宝兴路之间的一段淞沪铁路（后拆除改建轨道交通3号线），老人想了想，立即指着轨道东边的新工房说：“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新工房的地点，可能就是当年的‘四大’会场所在地，当年会址北面还有一座教堂。”这条线索受到高度重视，专家们又循此持续进行考证；据查，中共四大会址所处里弄，在20世纪30年代曾遭侵沪日军狂轰滥炸变成废墟（1983年建造6层新工房）。我闻讯撰成短文《“四大”会址位置找到了》，发表于《党史信息》。1986年夏，我奉调离开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后来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但对于党史研究并未中断。

1987年11月，上海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被公布为中共四大遗址；2006年7月，位于多伦路215号的中共四大史料陈列馆对外开放；2012年9月，位于四川北路公园内的中共四大纪念馆正式开馆。

（本文作者为第十二届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委员）

（来源：人民政协网-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