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三谈“傻子瓜子”

　　改革开放初期，私营经济受思想桎梏和政策变动影响，发展较为缓慢。此时，邓小平三次提到安徽“傻子瓜子”，表明他支持私营经济发展的鲜明态度，对安徽乃至全国私营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反映出邓小平对发展民营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

　　邓小平首谈“傻子瓜子”

　　私营经济获得生存机会

　　改革开放初期，从安徽凤阳小岗村起源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繁荣了城乡市场，使农村很快涌现出了大批个体工商户。1981年前后，在个体大户基础上，安徽霍邱县单龙公社双龙大队社员汪全精，依靠当地林茶资源进行多种经营，还雇人帮助贩运林茶，很快富裕起来。但是，受极左思想影响，汪全精因“雇工剥削”“投机倒把”的罪名被拘留。1982年5月，他上书党中央、国务院后，受到安徽省委重视。省、地、县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他的情况进行调查，经调查后认为，汪全精劳动致富，值得肯定。5月11日，安徽省委转发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要积极帮助和支持那些有特殊技术和经营才能的人，在目前农村商品流通不畅的情况下，允许私人从事贩运活动；只要经营者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就应当允许；省委支持农民从事个体经营非农产业。于是，安徽农村个体经济在全国比较早地发展起来。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很快影响到城市，而彼时安徽城市个体经济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就是“傻子瓜子”。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政策开始允许个体户经营，“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开始在芜湖市中山路摆摊卖瓜子，生意逐渐红火起来。1979年，年广久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随着企业的发展，到1982年下半年，“傻子瓜子”厂的工人人数已有100多人，远远超过了当时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雇工数量的限制。此事在当时引起了各方关注，有人连连写信上告，指控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姓“资”不姓“社”，是“资本主义剥削”，对国营、集体商业造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为此，安徽省委派人到芜湖进行调查，并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基本肯定了年广久的做法，提出应该允许其存在、发展。

　　后来，这份材料被带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被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看到，他认为很有典型意义，便送给邓小平阅览。邓小平看完调查报告后，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并指出有些个体户雇工超过国务院的规定，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表态让“傻子瓜子”得以继续生存下去，对雇工经营起到了保护作用，让私营企业发展得以继续萌芽。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农村和城市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中央采取的宽松政策使个体经济和雇工经营获得了发展机会。当年，安徽全省农村个体经营者达到122708户，城市个体经营者达到75678户。

　　邓小平再谈“傻子瓜子”

　　私营经济得到宽松发展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对“傻子瓜子”问题的处理方针，把对“傻子瓜子”问题的处理上升到国家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高度上来。他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的鲜明态度，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环境。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是公有制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1988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并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监督、引导和管理。”至此，党的纲领性文件和国家根本大法开始公开肯定、承认中国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和权益，个私经济发展迎来了春天。

　　在中央政策的指引下，安徽试行将国营小型商业零售业改为集体所有制或租赁、转让给经营者个人经营，全省的私营经济得到了大发展，个体工商户和从业人员的数量在1985年几乎翻了一番。安徽早期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的实践探索，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完善作出了积极贡献。

　　邓小平三谈“傻子瓜子”

　　私营经济得以蓬勃稳定发展

　　1989年至1992年，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大幅度摇摆和停滞不前的局面，这与当时党和政府对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还没有清晰的认识脱不开关系。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再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姓“社”姓“资”的束缚，深刻回答了包括如何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资本主义现象等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促使全国上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同时也为私营经济新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上的保证。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就明确肯定了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合理性和延续性。在提到“傻子瓜子”问题时，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邓小平将发展私营经济政策是否稳定上升到“影响改革全局”的高度，认为对私营经济的政策“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南方谈话发表后，国家工商总局出台《关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从多方面放宽政策以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同时，各地方党委和政府根据中央精神和当地实际情况，也纷纷制定发布了支持私营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并把私营经济发展纳入了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有的地方甚至把私营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抓，私营经济在全国各地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此后，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推动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步入新的轨道。

　　（摘编自《党史纵览》2024年第8期 章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