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签名册往事（二）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签名册（内页）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会会场

　　75年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代表们在印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的签到纸上，留下了最为珍贵的签名。会后，筹委会将这多达82页、共有644位代表签名的印记，装订成两册，留作纪念。1965年10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将此签名册拨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75年后，我们再次翻开这本纵43厘米、横32.5厘米，木板封面上镌刻着人民政协会徽和林伯渠题款的签名册。时代风云扑面而来，文墨雄浑，铁画银钩，手迹愈发珍贵。

　　两个少数民族文字签名

　　签名册上的特邀代表签名共计7页。在这7页签名中，还有仅有的两个用少数民族文字的代表签名。他们是特邀新疆代表维吾尔族赛福鼎·艾则孜和乌孜别克族阿里木江·哈肯巴也夫。新疆代表共3位，另一位是涂治，是汉族。

　　关于新疆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1949年6月26日，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开始秘密访苏。会谈期间，中共代表团得知，美国为了保持其势力范围，企图策动我国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等“五马”将主力撤到新疆。据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决定将解决新疆问题的时间从1950年提前到1949年底，并决心在甘肃、宁夏、青海全歼胡宗南，坚定遏制“五马”势力逃入新疆；另一方面电告在莫斯科的刘少奇，从访苏代表团中派人直接进入新疆，及时建立中央及正在向新疆进军的彭德怀与三区之间的联系。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已于1944年9月摆脱了国民党的统治，通过武装起义，成立了革命临时政府，建立了自己的军队——民族军，至1945年9月，这个地区已经完全在革命临时政府控制之中，成为解放区。

　　8月14日，中共中央派随刘少奇出访的邓力群，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带3名工作人员和1部电台，从莫斯科出发，取道阿拉木图抵达新疆伊宁，建立了“力群电台”。8月18日，毛泽东主席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的名义，通过“力群电台”发出邀请信，邀请新疆代表参加新政协会议。

　　三区革命政府立即复电中央：“我们以最高的热情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致谢，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电文发出后，三区革命政府很快确定了出席政协会议代表，以阿合买提江为团长，成员有新疆伊犁、阿勒泰、塔城三区民族军总司令伊斯哈克伯克，原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阿巴索夫，民族军副总司令达列力汗，汉族知识分子代表、新疆中苏文化协会负责人罗志。并决定，三区领导人前往北平期间，三区的工作由赛福鼎·艾则孜负责主持。

　　经过两天紧锣密鼓的准备，新疆代表团于8月23日出发，其行程是借道苏联阿拉木图转乘飞机，前往北平参加政协会议。为了保证社会稳定和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新疆代表团此次行动是秘而不宣，议定在会议结束返回新疆时，再对外公布。可不幸的是，8月25日这天，在他们飞抵伊尔库茨克时，由于天气恶劣，飞机失事，机上17人全部遇难。

　　中共中央接到邓力群的报告后，复电表示沉痛哀悼，同时指示三区革命政府立即另行组团火速启程前往北平。新的代表团由新疆保卫民主同盟代主席赛福鼎·艾则孜、新疆保卫民主同盟塔城区分会主席阿里木江·哈肯巴也夫和汉族代表涂治组成。新疆代表团于9月8日启程。代表团从阿拉木图飞到赤塔后转乘火车直奔满洲里，在沈阳稍事休整后，于9月15日上午抵达北平。时任全国政协筹备会秘书长、河北省主席林伯渠登车迎接，北平党政军负责人列队迎候。

　　新疆代表是在中南海怀仁堂签名报到的，他们在签名册上留下了少数民族文字的签名。会议期间，他们代表新疆各族人民在大会上发言，并向大会敬献了一面锦旗。

　　最后一位签名的代表

　　一些代表由于当天有事或尚未到达北平，是在后来补签的签名。如特别邀请人士、国民党军起义人员傅作义、邓宝珊，原准备在绥远通电起义后即与孙兰峰赴北平参加会议。9月14日，毛泽东起草聂荣臻致周北峰信：“关于傅、邓二先生出席政协会议事，如因工作关系，可以在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之间到达北平出席。如能在二十日到平则更好，在绥远军政人员表明态度后，董其武、孙兰峰可能被邀参加政协。”为处理绥远起义的善后事宜，董其武向毛泽东主席请了假，没有来北平参加政协会议。傅作义、邓宝珊和孙兰峰三人于20日晚才登上火车，22日上午到北平，参加了下午的会议。

　　在特别邀请人士代表中，老解放区开明士绅安文钦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最后一天到北平的，他是在签名册上最后一位签名的代表。

　　9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二天，周恩来给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代理议长习仲勋发去《关于送安文钦来北平参加政协会议》的电报：

　　仲勋同志：人民政协已开幕两日，安文钦迄未来平，过去因西北局来电，说他极愿来平，而马明方亦如此说过，故通过他为特邀代表，并已于今日登报宣布名单。如他不来，则按他的情况，又不便特许其列名缺席，故此甚难处理。务请接电时立即派专车送他来平，即令赶到闭幕式也是好的。在他动身之日，务望以急电告知我们。如何至盼复电。

　　安文钦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他出生在绥德县城的一个富户之家，自幼受到了良好教育，是当地有名的秀才。他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产生了实业救国和探求新文化的思想，曾于1914年和1920年两次东渡日本游学和考察实业。回国后，他积极向地方政府上书陈词，提出举办工业、革新教育的主张，并为地方建设事业竭力奔走，多方游说。绥德县城的中山礼堂和无定河上的永定桥，都是在他的倡议和参与下建成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安文钦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团结抗战方针和民主建政、减租减息等各项政策，并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事业。1939年边区实行普选以后，他被选为绥德县参议会议长。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并连任第三届。他参政后，对共产党有了更深的了解，有了更深的信赖和拥护。

　　1944年6月，由21名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绥德参观。在参观时，他们突然提出要去安文钦家采访。这个突击采访，是有针对性的“别有用心”。一位记者问安文钦：“你是一个地主，为什么要拥护共产党？你和共产党一起，生活水平是不是下降了很多？”安文钦以亲身经历，用了大量的事实，以鲜明的对比，回答了他们的提问。安文钦还拉着记者参观了他全部的住室和设备。参观后，安文钦反问记者说：“在我的生活水平没有降低的条件下，劳苦人民普遍提高了生活水平，我为什么不拥护共产党？”“真心抗战的是共产党，真正为老百姓的是共产党，我为什么不拥护呢？这样的共产党又有谁不爱呢？”

　　安文钦紧跟共产党，坚决落实共产党的有关政策。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五月指示》后，他带头响应，主动献地三百垧（一垧约合三亩）。他的带头行动，促进了土改工作的顺利开展。此举，受到林伯渠的赞扬。林伯渠致信安文钦说：“得悉先生为实现‘耕者有其田’之土地政策，慷慨献地三百垧，义举所昭，不仅造福地方人民，亦足表社会贤达，边府同仁，深为钦迟。”

　　1947年秋，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犯绥德，安文钦东渡黄河辗转于山西等地的游击区，经历了很多艰辛。不仅如此，胡宗南的部队在败退时，还把安老的书籍文稿等洗劫一空。很多人对此都感到惋惜，但安文钦却安然地说：“我之走虽失掉多年的文墨心血，但保持了我的清白气节！”

　　经历清末、民国，适逢新中国即将诞生，一定要让这位开明人士来参会，来共商国是。的确，安文钦曾感慨地说：“吾虽为地主，但知遇我者莫过于共产党和毛主席。我本庸才，但经历清末、民国，又即将迎来新中国，实感有负于人民，但至老都愿献此身于革命。”他的这番心语，表达了他悟觉的原因、过程和对党的热爱。他与共产党合作，推心置腹；他拥护共产党，坚定不移。因此，他被誉为共产党真诚的朋友，广大干部和群众亲切地称他与霍子乐、贺连城、乔松山为陕北的四老。

　　1949年9月30日，安文饮以特邀代表身份，风尘仆仆赶到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并受绥德县人民的委托，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转达了老区人民的敬意，汇报了绥德县的支前、生产情况。

　　没有签名的代表

　　为了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会议筹备处费尽心思，缜密组织，高效进行。在大会开始前，大会筹备处给每位与会代表印发了一份《代表手册》。这份《代表手册》的第一条就是签到办法。在签到办法上，明确了三条：一、每次全体会议(包括预备会、开幕式、闭幕式等），为了节省时间，代表签到，均采用卡片签到办法。二、签到卡片由秘书处印制，发给各代表。三、代表于每次莅会前在卡片上亲笔签名，于到会时交签到处以完成签到手续。历史的照片，为我们留下了经典的场景。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共计662名，那为什么签到簿上只有644名代表的签名呢？也就是说，还有18名代表没有签名。他们都是谁？为什么没有留下签名呢？

　　除了上文我们记述之外的，还有这样一个史实。即662名代表，本身就不是“实数”。因为在这662名代表中，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空缺了一名正式代表；在中国致公党代表中，也空缺了一名正式代表和一名候补代表。这样说来，我们常说的662名代表总数，实际总数应为659名代表。在实际的659名代表中，又有因故未能到北平被特许列名缺席的代表15人。这样，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共644人。

　　在列名缺席的15名代表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杨杰是唯一一位已逝世的政协代表。杨杰在接到与会通知后，是作好了一切准备，要来北平参加会议的。但在9月19日这一天，他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在9月20日最后决定通过代表名单时，大会一致通过保留杨杰的名字。因此，翻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印制的精美纪念册，就能看到一封画着黑框的唁电：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台鉴：

　　惊悉杨杰将军在由滇经港来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惨遭国民党匪帮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仁无不痛惜！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革命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竟遭惨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立崭新的中国，而安生者谨致电致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杨杰家属礼鉴：

　　惊闻杨杰将军惨遭反动派杀害，不胜悲愤。尚望节哀，为人民事业努力奋斗。谨此电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所有第一届政协代表中，杨杰是唯一加黑框的代表，也是因遭谋杀而未能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代表。唁电里，申、马是分别用地支代月和韵目代日的方法，此处申指9月，马指21日。

　　没有签到的李章达是因病在开会前离开了北平。从西安调到兰州，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兰州市军管会副主任的任谦，负责处理陇南国民党军政起义的工作，因要事离不开，允许列缺。全国工商界代表荣德生，年已74岁，因患足疾难以行动，未能参会。中华民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代表李四光，在出席国际地质学术会议后一直留居英国伦敦，接到郭沫若带去的信后，立即去订船票，但因无船误了行程，未能按时参会。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徐四民在缅甸，因考虑其所处环境及其亲属的安全，当时没有公开他的名字，在大名单上是空缺。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刘明电在日本，当时考虑所处环境，没有公开他的名字，在大名单上是空缺。简言之，华侨代表徐四民和刘明电，都因所处环境和一时无法来到北平，被准许列名缺席，所以签名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

　　特别邀请人士代表、海军耆宿萨镇冰年届90岁，是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萨镇冰是传奇人物，他早年投身洋务运动，38岁时以北洋水师副将的身份，参加了甲午海战，目睹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惨状，也是他使用船只将邓世昌的遗体从刘公岛运出。到1949年，他是健在的资历最深的历史老人。而此时国民党大势已去，仍然企图做争取人心的最后努力。7月26日，就在福州解放前夕，李宗仁面见萨镇冰，代表蒋介石来劝说。他毅然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在福州人民欢迎解放军的文告上，欣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显然，他的去留具有特别的意义。但终因他“年龄过高，且路途遥远，无法出席会议”，在复电筹备会后，特许只列名不到会。在大会圆满顺利闭幕之时，他提笔写下：“岁在髦年闻喜讯，壮心忘却鬓如丝。”“群英建国共乘时，此日功成举世知。”

　　特别邀请人士代表、中国近代外交巨擘、有“和平老人”之誉的颜惠庆因患病未能与会。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侯寒江，因故请假，被批准列名缺席。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林棠，因故请假，被批准列名缺席。特别邀请人士代表龙云，因故请假，被批准列名缺席。特别邀请人士代表张鸿鼎，因故请假，被批准列名缺席。特别邀请人士代表董其武，因故请假，被批准列名缺席。第一野战军代表徐向前因肋膜炎复发，高烧不退，赴青岛休养，未能到北平参会。

　　有着644位代表亲笔签名的签名册，记录了代表出席政协会议时的故事，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

　　（作者朱彦系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闫树军系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