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维，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那就是“照辩证法办事”。1945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会上指出：“邓小平同志讲：事情怎么样办？照辩证法办事。我赞成他的话。”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指出：“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同志“照辩证法办事”，他的很多重要思想和论断充满唯物辩证法，体现了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

　　“紧紧掌握”与“扭住不放”

　　“扭住不放”，就是在决策中必须抓住主要矛盾、重视矛盾的主要方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1943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对日斗争工作时指出：“无论在根据地或敌占区、游击区，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住扩大中日矛盾的原则。这正打到敌人的痛处。”这就是说，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来开展革命工作。围绕这个主要矛盾，他进一步分析指出：“现在敌占区开始起了有利于我的巨大变化，其基本表现就是人民抗日情绪大大增长，敌伪矛盾发展。我们应好好抓住这个基本特点去发展工作，掌握中日矛盾的实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人民对敌斗争。经验证明：在敌占区不应该去扩大中国人自己的阶级矛盾，基本是团结一切中国人对敌。能如此我们便能开展敌占区工作，反之我们便不能在敌占区立足。“紧紧掌握”、“好好抓住”等要求，是邓小平同志运用重点论指导抗日对敌斗争的真实而生动写照。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正确分析这一主要矛盾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明确要求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他再三强调，“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正是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中“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精准把握，依靠“扭住不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恒心和韧劲，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重点论”与“两点论”

　　“重点论”和“两点论”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在突出重点时不应忘记两点，在抓重点时应记着统揽全局。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战争、生产、教育三大任务一起抓，“我们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生产正所以保障战争的胜利，教育则为战争、生产而服务，把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西南局做好巩固政权、恢复经济等繁重任务的同时，针对匪患严重的情况，邓小平同志果断作出剿匪部署。要把90万土匪消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结果却“打得很漂亮”。毛泽东同志指出，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1975年，邓小平同志冲破“四人帮”的重重阻挠，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工作。对于这次整顿，邓小平同志后来认为是改革的一次“试验”。他常对人讲，要有一点精神，“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不怕被抓辫子，不怕犯错误，不怕再次被打倒。这些都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既抓重点又抓全面的战略思维。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强调物质文明是基础，经济建设是中心、是重点的同时，基于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必须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作为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具体展开，他总结提出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等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邓小平同志总结改革和建设的经验得出的一个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结论。正是坚持了“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做到了“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小局服从大局”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整体由部分构成，对部分起着统率、主导作用。这就要求决策者必须树立全局观念，立足整体，统筹全局。邓小平同志善于认识和处理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立足全局作决策。他在总结对敌斗争工作时指出：“我们同志对于我们在敌后斗争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影响全国这种政治意义认识不够，所以往往缺乏全局观念，在言论行动上，政策决定上，都还有不慎重的地方，对中央的方针，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因此，他强调：“我们的责任，显然不仅是争取抗战胜利，而且是以建设根据地、坚持敌后对敌斗争去示范全国、影响全国，争取战后团结建国。我们一切政策行动都应不仅照顾到根据地本身，而且要照顾到对全国的影响。这个观念应在干部中特别在领导干部中树立起来。”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邓小平同志顾全大局作战略决策的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指出：“只要歼灭了南线的敌军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的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这种以大局为重的做法赢得了党中央的信赖和倚重。毛泽东同志评价邓小平同志说，“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

　　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大局也叫“大道理”。他多次强调，“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他指出，“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对于事关大局、影响长远的大问题，邓小平同志总能胸怀全局、洞察大势，举重若轻、举旗定向。在处理沿海地区与内地关系时，邓小平同志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都充分展现出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代战略家的卓越胆识和恢宏气度。

　　（摘编自《红旗文稿》2024年第16期 李庆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