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留苏学员的学习生活与思想建设

　　 学习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革故鼎新、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开始派遣党员干部赴莫斯科各学校留学或者培训。据孙会修研究，截至1930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关闭，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列宁学院、伏龙芝军事学院等机构共培训了大约3000多名中共学员。这些学员大部分成长为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共和国的骨干，其中包括瞿秋白、刘少奇、陈潭秋、邓小平等革命家。毋庸置疑，留学生涯为他们从事革命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推动我们党早期干部水平提升和学风建设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早期留苏学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工人积极分子。他们深受压迫，亲身感受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强大组织力和执行力，胸怀理想，意志坚定，但是理论水平相对薄弱，渴望在学习中提高理论水平和各项技能。如安源路矿工人左振南，目睹中共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并取得“完全胜利”，工资由10元增至15元后，深刻认识到党的领导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感受到个人“能力和智识不足”，要在社会上做一番事业，唯有加强学习才行。青年邓小平也认识到“革命的理论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是必须”，但是“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530—2—5）。动机强烈、理论薄弱是这些留苏学员的普遍特点。根据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解密档案中中共学员填写的个人履历显示，水平较高的学员也仅仅只读过《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对于早期留苏学员来说，首先要过的是语言关。针对他们俄语基础薄弱的问题，学校除要求学员每周学习俄语6天，每天4小时外。还一方面选派俄语比较好的张闻天、俞秀松、伍修权等人担任教学翻译，减轻学员上课难度（伍修权：《我的历程》，《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136页）。另一方面，联共(布)中央于1926年2月从中大现有学员中挑选50人，建立翻译班，培训一线教学翻译，专门负责将苏联教员的讲义和马列主义理论著作译成中文（《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第3卷，第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例如在学习期间，刘伯坚将苏联高等院校教材《社会发展史》翻译成中文。而王一飞1924年4月翻译出版的《共产国际党纲草案》因为受欢迎，一版再版，成为宣传普及马列主义的重要入门书籍（余沈阳主编：《王一飞传略文存》，第66—68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有了这些便利条件，学员们能够直接自学马列经典，了解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唯物史观的真理性，弄清马克思与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传承与差别，等等。吴玉章回忆说：“读了马列主义书籍后，如得明镜，在思想上豁然开朗，有了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对革命更有信心了”（《著名无产阶级教育家思想史》，第11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当时各个学校中，也存在国民党和托派势力，双方进行了理论论战。通过论战和斗争，学员们厘清了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提升了甄别和抵制错误思想的能力。

　　二

　　 留苏学员远涉重洋到异域求学，一方面为了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策略；另一方面是为了学习组织、宣传、军事、情报等方面技能，满足中国革命的技术需要。

　　 “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是列宁所强调的革命者四个重要素质，也是中国学员的学习目标。其中“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都需要出色的表达能力。因此，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东方大学等在日常教学中，都将学员口头表达能力训练作为重要内容。在课堂上，教员采取“讲授—自学—辅导—辩论”的教学方式，其中辩论环节，以学员为主，“时常发生激烈的争论”，最后由教师点评。这种辩论的好处在于，对同一个辅助材料，不同学员分析批判，相互碰撞，“用新眼光去看旧结论”，“更能激励上进，更有成效”，而且学员在辩论时“就像在战场上向前冲锋。就算这个学员被打败了，他也学会了在逆境中坚持”，“学会了勇于承认失败和尊重大多数人的意志”（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92—93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支部的会议是学员们的另一个“训练场”。会议特设谈话环节，分为“有组织的”和“个人的”两种形式。“有组织的”一般由5人组成小组，设专门主题和主讲人，要求人人发言。“个人的”则为两三人之间的聊天，较为机动。为避免谈话对象固化，支部要求每位学员至少须与外组2个以上同志建立密切联系（王焕琛：《留学教育》第4册，第1730页，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同时，在3个月的训练周期内，一般进行2次以上的重新分组，目的使学员适应与不同谈话对象交流，扩大其人际交往范围（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530—1—6）。

　　 党小组对谈话训练有严格的考核方式。每个党员会前要积极阅读材料，讨论时参会者“谁都不能保持沉默”，由主席或指导员做点评和总结。发言情况是评价学员成绩的重要指标，学期评价时有“上等”“中等”“下等”区别。党小组要做总体的学期总结，列出积极者占比。例如1929年1月，一小组“党员40%以上，团员30%以上是积极的”（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530—2—93、530—2—88）。

　　 在这些环节中，学员们各显神通，摸索出很多提高表达力的技巧，如要“绝对打破小资产阶级的心理——怕丑、怕错、脸红、怕不好”，不放过任何发言机会；“注意自己的缺点”和“注意别人发表的技术”，取长补短。应循序渐进，“要先个别谈话渐向群众发表”，锻炼发言勇气和习惯，再“由内部到外部”，提高陌生环境讲话能力；“由语言到文字”，让革命理论传播更广（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0—1—8）。李富春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如何培养发表》。当时的训练卓有成效，有记载称赞学员表达和宣传能力提高很快：“一个人什么都不会写，甚至一字不识，可是却一般都能侃侃而谈”（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93页）。

　　 在军事方面，1927年为了配合和支援中共的武装斗争路线，苏联各军校接收了80名中共学员。1929年4月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苏方提出改革课程的要求：除了必要的马列主义理论课之外，加强军事学习，增加特别科目“武装起义”，除此之外，还要聘请专业人员教授中共学员在秘密条件下的组织和宣传方法，如何在敌占区开展工农运动、妇女和共青团运动等等（《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8卷，第107页）。

　　 这部分学员有针对性地接受武器使用和巷战战术、游击战术、地下工作技巧等训练，还参加了多场军事演习和实地调研。其中，刘伯承、左权、陈启科、刘云、屈武、黄第洪6名中共党员分三批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9年3、4月间，苏军总参谋部抽调苏联红军的步兵、骑兵，甚至还动用海军、空军，在高加索进行联合兵种演习。刘伯承实际参加了第九步兵团执行防守山岗的任务，与苏联红军指战员一起考察地形，研讨战术，体验了机械化兵团的作战实境，获益匪浅（《屈武回忆录》，第194页，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

　　三

　　 无产阶级政党为了保持先进性，都注重批评和自我批评。留苏学员不少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带有“宗法社会遗传下来的种种旧观念、旧思想、旧习惯”。当时的党组织将其归结为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浪漫主义等的烙印，并开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药方”，认为这是“他们成为铁一般似的共产主义的手段”。为此，制定《旅莫中国共产党支部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关于训练工作的方针》，严格规定了4个大项训练标准：一、思想和研究方面的系统化，反对浪漫色彩；二、行动纪律化，反对无政府主义倾向；三、个性方面集体化，反对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观念；四、对于团体的忠诚要表现在工作中。期望通过训练实现个人思想行为的“集体化、纪律化、系统化”（王焕琛：《留学教育》第4册，第1728—1732页）。

　　 为了保证训练的常态化，支部用“铁的纪律”来规范学员的自我批评活动，要求党团员“每天把自己的毛病结一次总账”，填写《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向组织汇报每日行程，包括学习、事务性活动，甚至生活琐事，如上课、阅报、与人谈话、散步、洗澡等。每月将自我批评情况制成图表钉在墙壁上，前后变化和改正效果一目了然。学员们都能以自我革新的心态进行自我批评，“革命先革己”，“我们的自身本非无产阶级，而我们所担负的使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以首先要紧的就是我们的本身‘无产阶级化’”（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532—2—121）。例如邓小平在《自传》中写道：“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530—2—5）。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支部最常见的组织生活方式。支部将党团员分成5至7人的小组，以思想汇报、谈话、学习讨论为主要形式，先总结上次会议布置的任务情况，然后由组员自我汇报，其他组员逐一进行讨论。强调“观察同志的方法”主要在“各方面谈话找得同志的错误”，而后给予正确的批评（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530—1—6）。同志间的批评如同多面镜子，能够互照其陋，促使学员省悟，关向应在家书中写道：“侄（我）现在已彻底的觉悟了，然侄之所谓之觉悟，并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是有主义的，有革命精神的。”（《关向应传略》，第2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大部分学员认为，“做到在思想上是进化的、极革命的、共产的、集体的、实际的、阶级的，在行动上是勇敢的、坦白的、踏实的、有牺牲性的”，方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532—2—120）。

　　 对于不积极进步者，支部会有相应惩罚措施，如调整团员转为党员的速度，以支部会鉴定的形式决定学员能否回国。当党团员不遵守规定、不肯努力提高时，会受到组织的惩罚。如1924年就有王自言、郭玉昌、王西屏3人被开除（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532—2—125）。事实证明，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学风，对于中国共产党组织与个人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至关重要。在复杂的革命环境中，很多留苏学员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身问题，端正思想认识，最终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姜迎春，系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藏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培养资料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