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与大革命百年回望

　　 一百年前，在中华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声势浩大，广泛发动各阶层人民参与，无论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还是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其动员面之广、参与人数之众，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当时的人们将这场革命称为“大革命”，又称为“国民革命”。

　　 领导这场革命的核心力量，就是实现了第一次合作的国共两党，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两党共同创建了威名远扬的黄埔军校。正是以黄埔军人为重要代表的无数仁人志士高唱革命歌曲奔赴前线，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开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在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党的“一大”上制定了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私有制”“联合第三国际”，但并没有提出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明确纲领，只是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规定：当前“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集中精力组织工人，至于“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缺乏相应论述。

　　 一年后召开的中共“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但年幼的党还没有分清新旧民主革命的界限。同时，更多地强调“无产阶级”的政党属性，将工作重心集中在开展工人运动。中共“一大”“二大”关心的重点都是“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赤色职工国际的关系”。因此，刚刚成立的中共陆续领导了香港海员、安源路矿、开滦煤矿、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掀起了近代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但随着二七大罢工的失败，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这时期的党员人数发展也很缓慢，全国党员不过几百人。

　　 正是在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要扩大党的同盟军，要从过去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四个月后，中共召开“三大”，明确提出实行国共合作，这样做有利于共产党的发展。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第一次明确提出民主革命时期的领导权问题，“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同时提出工农联盟，明确表示农民是“重要成分”，他们“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而“四大”召开时，全体党员人数也不过九百多人。通过实现国共合作，党的组织得到迅猛发展。仅仅二年多后，在大革命失败前夜召开的中共“五大”时，党员人数扩大60倍，达到5万多人。

　　 同样，对于国民党来说，实行国共合作，也极大地促进了国民党的发展。自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以后，为了实现共和理想，振兴中华，中山先生仍不断探索，寻找革命同路人。但不幸的是此后十余年，无论是“护国”还是“护法”，都一次次地失败了，特别是1922年陈炯明的背叛，真正让他意识到，仅仅依靠不同的军阀和国民党自身改造，是无法实现自己革命理想的。

　　 当1923年孙中山确定实行国共合作时，宋庆龄曾问他：“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明确地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改组后，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立即着手创办黄埔军校，彻底摆脱他在近四十年革命进程中总是依靠军阀的旧传统。3月，刚刚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的毛泽东，亲赴上海出任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所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黄埔军校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各省考生的招生复试工作。

　　 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选择这一天，是有特别深意的。正是在两年前的6月16日，孙中山原本非常信任的陈炯明炮轰总统府，逼迫他再次退出广州。两年后，他选择这一天作为黄埔军校的开学日，就是要向世人宣告其与旧军阀的彻底决裂。

　　 在开学典礼上，孙中山向青年学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孙中山还宣布了黄埔军校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这一训词其后成为黄埔军校校歌。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黄埔军校培养了一批革命志士，共产党陆续派出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等一大批领袖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

　　 此后，以黄埔军校学员为主组成的学生军（最初的军名全称是“中国国民党党军”），成为完全不同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支军队，更有别于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军阀军队。晚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时，被迫起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地方武装，逐步形成地方军阀势力，他们被分别称为湘军、淮军、北洋军。国民革命出师北伐时，打击的三大封建军阀是直系、皖系、奉系。而在国民革命军中，除了“党军”以外的其他军队，都被时人称为粤军、湘军、滇军；此后投靠国民党参加北伐的军队，也都被冠以桂军、晋军、川军等名。什么是“军阀”？毛泽东曾简单地概括为两点：一是有枪，二是有地盘。这些军队的一大特点，就是效忠于个人，而不是主义。

　　 黄埔学生在军校学习期间，不仅接受了现代军事教育，更深深受到民族主义的熏陶。在黄埔军校成立前，近代中国也曾创办过众多军事学校，如各省陆军中学堂、北洋水师学堂、云南讲武堂等，其中最著名的是保定军校。保定军校开创了近代中国系统军事教育的先河，培养过许多优秀军事人才。黄埔军校的许多教官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但保定军校自成立之日起即以“不问政治”“服从命令”为宗旨，完全没有民族主义教育，因此学员中更少有民族、国家观念。他们毕业后，只知服从于各地大小军阀。因此，时常出现不同地方军阀发生内战时，保定军校的学生就纷纷休学返回原部队参战。而当军阀内战结束后，无论胜败，学员们又会回到军校当同学，继续学习的怪现象。

　　 经过主义的熏陶，特别是接受过系统民族主义教育而组建的军队，与效忠于个人的军阀军队完全不同。黄埔建军，不仅培养了众多国民党将领，也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将领。黄埔军人在此后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抗日战争中，几乎没有背叛民族、充当汉奸的军人。这就是黄埔军人与地方军阀不同的最好见证。

　　 辛亥革命不久，孙中山在浙江海宁观钱塘潮时，曾豪迈地留下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他生前曾这样表述过对中华民族的期盼：“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地位，还要对世界负一个大责任。”他对未来世界秩序的设想，就是实现“人类进化，世界大同”。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为鼓励后继者们继续前进，曾提出令人振奋的三个“有为”命题：“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而遇有为之时。”

　　 我们要立志做“有为之人”。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又富于创造力。孙中山说：“中华民族，世界之至大者也，亦世界之至优者也。”我们要坚持勇于自我革命、自我革新的志气，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豪气，发挥主人翁精神，同世界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合作，努力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中华民族、为全人类创造新的更大的幸福。

　　 我们应珍惜中国这块“有为之地”。孙中山十分自豪地说：“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们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在这片积累了五千多年灿烂文明的热土上，我们要坚持走自己的路，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努力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

　　 我们应该积极把握“有为之时”。中华民族近代一百多年来的奋斗历程，就像是一场接力赛。在这条道路上，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为后继者积累了不可或缺的经验和教训，激励着后继者们继续前行。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相互影响，我们今天缅怀先辈们的丰功伟绩，纪念第一次国共合作一百年、黄埔建军一百年，就是要学习和继承他们的宝贵精神，把握好时代大势，抓住历史机遇，勇担时代重任，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贡献。

　　 （作者：金以林，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