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以抓落实开创新天地

　　中央苏区时期，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极端困难下，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广大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真心实意为群众”“一切为了苏维埃”，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和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与实践，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开创了“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以政治示范为先导，以上率下抓落实

　　苏区时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领导机关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从我做起、率先垂范，践行“苏区干部十带头”制度，形成了以上率下、上行下效、全党行动的政治示范力。

　　带头守规矩。毛泽东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生活上非常简朴。他爱夜晚工作，按规定他的油灯可点三根灯芯，可他坚持只点一根。1933年8月17日，毛泽东到江西省长胜县铲田区调查开会时，拒绝厨房加菜，照章缴纳食宿费用。官兵一致、军政一致，“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形成了上行下效的勤廉之风。

　　带头行节省。1934年春，随着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日益激烈紧张，苏区的财政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为全力支援反“围剿”斗争，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红色中华》报，于1934年3月13日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口号。中共中央机关博古、陈云、罗迈、邓颖超等23位同志率先倡议响应节省运动。在中央机关的带动下，苏区各省、县、区、乡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红军部队广大指战员和各工厂、企业、商店的工人、店员、职员，都积极行动起来，响应《红色中华》的号召，投入节省运动。

　　以严格督查为关键，雷厉风行抓落实

　　巡视督查。党和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央巡视条例》，定期或不定期派巡视员到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实行巡视，督促其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决策部署。在巡视中，中央巡视员将“中央一切决议案”“向各地党部负责同志作深刻详尽的解释，考据一切决议不能充分执行的原因，找出一切工作中的具体缺点与错误，并及时想出纠正和转变的方法”，核心就是保证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政策方针落实到苏区的每一寸土地上。

　　突击检查。尽管中央苏区时期各方面条件十分艰苦，但苏区干部成功探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督查方法。这些方法中既有工作报告、巡视检查、工农检查等形式的有计划明察，也有突击检查、发动群众实地检查等突击性暗访。其中，突击检查是颇具灵活性的、依靠群众力量的一种督查工作方式。突击队员没有门槛限制，凡有选举权的人都可报名加入，一般不脱产，利用空暇时间或休息日开展突击检查，隐蔽性强。

　　舆论监督。大力开展舆论监督与引导，是中央苏区推进抓落实的重要方法。如《红色中华》第23期以《苏维埃建设——怎样去转变安远龙布区的工作》为题，指出安远龙布区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指出今后应做的工作。在表扬先进模范时，也客观地指出存在的不足，以促进先进模范做得更加出色。同时，通过报道正反两面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从而营造推进抓落实的浓厚氛围。苏区媒体开设“光荣的红匾”“红榜”“红板”等栏目，专门报道各项工作中正面或先进典型；设置“黑板”“铁帚”“铁锤”等专栏专门报道工作中反面或落后典型。

　　专责督促。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为了改变有令不行、政令不畅的问题，切实加强中央对地方苏维埃的领导，1932年3月，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五号命令——《切实执行工作检查》，专门部署和强调检查工作。同时，构建以工农检查为主体的督查工作机制，专门负责对政府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及其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除了采取工农检查作为主要的督查形式，还发展和完善了工作报告制度、巡视检查制度，作为督查工作的拓展和延伸，这两项制度也成为这一时期督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的颁布和实施，为落实苏区各项工作而进行的督查，奠定了法理依据。

　　以调查研究为基础，求真务实抓落实

　　摸准情况，提实对策。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摸清情况、找准问题、提实对策、落实工作的前提，进行了20多次大大小小的各类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县城进行社会调查，撰写出《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首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10月，又在新余罗坊对兴国县永丰区参加红军的八位农民进行调查，撰写出《兴国调查》。1933年11月，为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对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进行了社会调查，撰写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毛泽东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

　　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部分干部就开始想“当官做老爷”，工作作风日趋官僚化，命令主义不同程度存在。毛泽东曾指出，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严重损害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形象，阻碍了工作落实。如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刘开，“脱离群众，瞧不起工农分子，对上狡猾，对下骄傲”“在总务处工作一年多，工作毫无成绩”。后经过“公审”，撤销了其职务。党和苏维埃政府为了防止官僚主义泛滥，从1932年9月开始，领导苏区军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制订了惩治官僚主义的条例。

　　以发动群众为根本，群策群力抓落实

　　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只有依靠群众，把千百万群众凝聚起来，才能实现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伟业。

　　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党和苏维埃各级干部采用灵活多变的宣传方式，宣传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如在各地的选举中，许多地方选民参选率都在80％，甚至90％以上。他们都亲切地称苏维埃政权为“老埃”“埃政府”，他们深切地知道，只有保住苏维埃政权长在，才能维护工农群众的翻身解放与自由幸福。因此，苏区广大贫苦农民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倾其所有，踊跃报名参军参战、积极支持革命战争、努力发展生产，支持苏维埃政权，形成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革命场面。

　　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广泛地向群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获得了广大工农群众在情感上的认同，群众自觉地团结和凝聚在党和苏维埃政府周围，群策群力地完成党和中央政府各项工作任务。如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前夕，为筹措军粮，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先后于1934年6月2日和6月27日发出紧急指示，要求要在7月15日前完成24万担的借谷计划。7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又决定举行秋收借谷60万担运动。这两次筹粮计划都顺利完成，保证了红军的粮食供给。

　　（摘编自《党史文苑》2024年第3期 廖九平 苏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