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是我们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坚持、贯彻党中央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坚持从国情民情出发，从卫生实际和人民需求出发，制定相关政策，认真抓好落实，为新中国卫生事业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思想认识上，周恩来认为，中医是科学，要纠正对中医的错误认识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只有3670个，医院、卫生院2600所，病床8万张，卫生机构数量少，布局不合理，医疗设施残缺不全，人民缺医少药。为努力改变这种状况，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将团结中西医确立为新中国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但部分西医出身的卫生工作领导同志在思想上对中医认识不足。有的同志认为，中医既然产生于古代，是封建医学，只能起到精神安慰作用，其落后是必然的。有的同志则认为，中国将来的医学只有一个，这个医学一定会以苏联的医学思想为领导，中医却没有可能长期存在。这些认识，直接造成了卫生行政工作上歧视中医问题的出现。

　　周恩来一直认为，中医能够治好病，中医也是科学。中医既不是“玄学”，也不是“神学”，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眼里，中医的产生源远流长，合乎大道。周恩来指出：“中医生活在人民中，与人民有多少年来的接触”，所谓中医，“不是指那些跳神跳鬼的巫婆和道士，不是只以阴阳五行来治病的。事实上，中医确实治好了一些病，中医有自己的一套医药知识和治病经验”。治疗任何一种疾病都是有规律的，只要能把某种病医治好，就是掌握了规律，就是科学。

　　为了从思想上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周恩来还提醒中西医都必须注意破除门派、门户之见，并指出：“我们的自然科学，有许多是从国外学来的。学医的有德日派和英美派，彼此形成门户。同样，学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农业、交通的人，也有这类门户之见。门户之见是受旧社会的影响形成的，很不利于我们的建设事业。今天我们要强调集体合作，抛弃那种旧的影响。各方面有各方面的长处，大家要彼此看到别人的长处，保持各自的长处，去掉短处，互相学习，互相切磋。”

　　在学习态度上，周恩来认为，要团结中西医，做到中西医并举

　　1954年，卫生部党组和中央文委党组先后就改进、加强中医工作向中央报告，提出建立和办好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和改进中医业务、改善中医进修工作等建议，并把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作为解决中西医团结问题的关键。1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委党组报告，指出：“团结中西医，正确地发挥中医的力量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是中央早已明确指示的一项重要的卫生工作方针。”“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

　　为贯彻中央指示，加强中医学习、研究工作，在周恩来主持下，1955年12月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同时开办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周恩来专门为中医研究院成立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在建立中医研究院的同时，根据施今墨、肖友龙等中医专家提议，中央决定筹建中医学院。周恩来对此事非常重视，亲自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筹建过程中，卫生部开始打算先办一所。周恩来从全局考虑，指示卫生部在东南西北各办一所。1956年8月6日，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成立第一批中医学院。同时，西医院校相继开设中医系或增加中医药课程。中医药研究、教育工作迎来新的时期。

　　在方法路径上，周恩来认为，要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

　　对团结中西医问题，周恩来非常重视。他指出，在中西医团结上，西医要首先破除成见。“团结中医的主要责任在西医这方面”，“西医首先要团结中医，才能使中医感动，进而改造自己”。同时，中医也要打破顽固思想。1950年9月，周恩来在政务院听取全国卫生会议报告时指出：“中西医团结搞不好，对广大群众损失很大。我们应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

　　1965年2月，周恩来召集卫生部门负责人钱信忠、张凯、贺彪，以及中宣部、国务院文教办负责人研究卫生工作规划，专门提到中西医结合问题。周恩来指出，中西医都有长处，虽然学术见解不同，能治病就应发挥其作用，不要强调一律，非中不行，或非西不行。要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防病治病。

　　周恩来要求广大医务工作者，“要提倡西医大学中医，成为风气”。要树立雄心壮志，创造既不是中国古时的，又不是西洋的，是适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即使在最困难的地方也能进行治疗，普遍适用的、中西医结合的新中国医学体系。要使西医与传统中医药结合，与中国实际结合。强调“中西医不结合，我国的医学就会停顿不前”。

　　1969年8月，周恩来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及部分代表，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三种形式：“一个医院既有中医又有西医，通过会诊，在治疗中结合，这是一种方法”；“中医学院同中医院结合起来办，采取带徒弟的办法，半天学习半天工作，这是第二种办法”；“第三种是医务人员本身中西医结合，既会中医又会西医，这是最高级的”，并指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三种形式都要”。

　　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推动中西医结合工作，经过多方筹备，1971年2月，全国第一届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召开。2月8日，在同卫生部负责人谈会议报告时，周恩来指出：“中西医结合仅仅是开始，是序幕。应该谦虚、实事求是，应该更符合实际。”在接见会议代表时，周恩来发出号召：“中医是我们祖先发展起来的，中西医结合是我们的方向。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融会贯通，创造出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在爱惜人才上，周恩来认为，老中医是财富，要尊重他们善待他们

　　周恩来素来尊重人才、爱护人才，著名老医学家在他眼里就是“国宝”，是难得的财富。他与许多老中医都有密切交往，比如蒲辅周、施今墨、赵炳南、郭可明、黄竹斋、章次公、陆琦等，其感情真挚而弥久。

　　1953年4月，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施今墨，施今墨向总理提出了久郁心中的愿望，建议成立中医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学院……周恩来听完后说：“在新中国，中医一定会有新的发展，新的变化，我们不但要让中医在国内占有重要的地位，还要把它介绍到国外去，让西方懂得，中医是人类医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动乱岁月，施今墨遭遇劫难时，周恩来亲自派人把他全家保护起来，并解决了生活费、医疗费等问题。

　　周恩来曾指示蒲辅周的弟子高辉远，一定要把蒲老的学术思想和宝贵经验整理出来，继承下去。经周恩来亲自翻阅，批示予以出版，最终《蒲辅周医案》付梓问世。

　　20世纪50年代，孔伯华生病了，他以个体开业，又没有积蓄，久不应诊，难免坐吃山空。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派人去探望，并带去500元现款，要孔伯华安心养病。周恩来再三询问他还有什么困难，愿不愿意住院，孔老的学生说，孔老的病很需要野山参。3天后，周恩来派人送来2斤野山参。经用野山参调治，孔伯华病情好转，终于完成其著作《时斋医话》。

　　1955年，周恩来亲自把治疗乙脑有绝招的老中医郭可明从石家庄接到北京，邀上天安门观礼；为表扬老中医黄竹斋治愈德国友人的中风病，周恩来亲自给黄先生敬酒，赞扬他为祖国、为中医争了光；1962年，骨科名医杜自明病逝，周恩来深感惋惜，亲到友谊医院向杜老遗体告别。

　　周恩来情系新中国中医事业，为改变新中国卫生状况、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推进卫生事业改革，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从而奠定了今天我国中医事业发展的良好基础、明确了奋斗目标。

　　（作者为原解放军总医院中医院政治协理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党史军史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