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密切联系群众

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把我们党形成的优良作风精辟地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其中，毛泽东在党的长期革命建设实践中对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在长期斗争实践中，毛泽东结合党开展革命和建设工作的具体情况，精辟地概括出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始终重视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坚持和贯彻这种作风，并结合实践加以丰富和发展。

参加革命初期，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经初步认识到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作用。早在1919年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就鲜明地提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他深入调研基层民众生活，到湖南开展考察工作，与农民、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听报告获取资料，在此基础上于1927年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答复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其中就提及唤起民众、组织群众的思想。在红军建设问题上，毛泽东阐明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任务“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还要负担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任务，离开这些目标和任务，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针对一段时期内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也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中我们的任务必须包含“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强调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联系群众，党依靠干部和领袖“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共产党的干部政策也要考虑“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的标准，并对共产党员提出具体要求，指出共产党员就应该坚持正确的原则用以“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要“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在革命奋斗历程中，共产党员应该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毛泽东明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和巩固，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丝毫不能离开争取群众的努力，因此要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我们的任务和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应该具有并已经形成的工作作风作出了精辟的概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并指出，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毛泽东关于党的三大作风的概括和阐述，对党的作风建设理论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引发社会巨大反响。《新华日报》发表的读者来信中说，“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从重庆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也谈到“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以种子和土地比喻共产党人和人民的关系，指出所有到前方去的同志都要做好准备，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搞好和群众的关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同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指示。他科学预见了东北斗争的艰苦性，认为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发动群众、积蓄力量。针对当时的斗争形势和任务，毛泽东指出干部初到东北，必须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下决心和东北人民打成一片”，并从人民群众中培养出大批积极分子和干部。1947年12月，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是党在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此时，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达到一个转折点的历史时刻，毛泽东起草的作为会议主题报告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纲领性文件，是在党宣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庄严目标下提出来的。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面对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和困难，“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就能够超越障碍、战胜困难，“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丰富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毛泽东一贯重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指出要注意“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的问题，提倡要关心群众生活。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发生了改变，愿意向党和政府以通信的方式表达自己想要说的话，许多地方出现人民来信数量大批增加的情况。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严格要求自我，每天批阅和处理的大量文件中就包括重要的人民来信，同时多次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要认真负责加以处理，以此作为党和政府加强与人民群众联系的一种方法，恰当处理来信和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

“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

毛泽东始终忠实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关注人民生活，为群众排忧解难，体现着他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关怀和深厚情谊，同时也从人民群众中获取智慧和力量，依靠群众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来源的立场观念。毛泽东深切体会到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指明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来源。在进行革命战争时，毛泽东指出，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他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而且“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毛泽东深知人民群众对革命军队的拥护和支持的重要性，在红军队伍建设中十分重视群众纪律教育。一次行军途中，有的红军战士因为饥饿吃了农民地里的苞米，毛泽东就通知部队就地集合开展教育，他亲自在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犯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土里，请收下。由于革命斗争的特殊环境，有时红军动用了群众家里的粮、油、菜等，留下借条承诺偿还，毛泽东就要求军需处按借条向群众赔还现洋，只能多给，不许少付。这在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当地老百姓这样评价：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在组织开展生产运动时，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总结边区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决议进行的生产运动取得的很大成绩和进步，指出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正确性，主要点就在于“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在针对根据地开展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斗争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我党在根据地内细心地认真地彻底地争取群众、和群众同生死共存亡的任务”比以往有更加迫切的意义。

必须向群众学习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应当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为人民群众服务。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要“继续当一个小学生”。面对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强调，要克服困难学会自己原本不懂的东西，“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毛泽东强调，在党开展的宣传工作中，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长期地无条件地到人民群众中去，用好人民社会实践生活中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才能更好地进行艺术创造。“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因此要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共产党正确的斗争策略，而这种正确的、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为解决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问题，毛泽东曾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召开调查会、走访贫苦农民家庭和红军家属，在与农民一起劳动的过程中了解具体问题和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对乡苏政权建设、扩大红军、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进行考察和研究。在系统调查基础上，他总结出经验，其中就包括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经验和切实关心群众生活、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紧密联系起来的经验，要“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毛泽东曾对警卫员说，一个领导者要把调查看作吃饭一样经常、重要，一天不串门，就像一天没有吃饭。他深刻认识到在群众中进行实际调查的重要性，注重到社会实践中了解群众和社会现实情况，综合群众的经验，总结出更好的道理和办法。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感情。毛泽东指出，要坚决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就能克服任何困难。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1936年，在与斯诺谈及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而对于红军何以能够胜利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的原因中第一条就说明红军是民众的军队，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支持它。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直接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因此要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就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对人民群众组织开展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1949年，面对铁路工作和铁路事业的建设发展，毛泽东强调，“要修成几十万公里铁路，我们主要要依靠群众，就是工人、工程师等一切有用的人”，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会有困难，但“只要我们注意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就可以克服困难，发展好人民铁路建设事业。在抗美援朝作战过程中，党员干部和战士想出各种作战的办法。在战争的头一个月，我国汽车损失很大。后来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示警，同时采取加宽汽车路等方法，有效降低了汽车的损失。在对抗美援朝作总结时，毛泽东强调了依靠群众的作用，“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毛泽东由此总结经验：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他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只要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

毛泽东指出，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并且斗争越艰苦就越需要坚持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结合起来，要重视发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重要作用。

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流传于中央根据地的民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是苏区党的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的真实写照。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就强调要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和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而只有真正和群众在一起，关心群众痛痒，解决群众问题，才能得到群众拥护。毛泽东指出，“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毛泽东这种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的思想作风体现在许多具体的实践活动中。1933年在沙洲坝时，毛泽东了解到当地群众饮用池水存在卫生问题，就带领干部群众挖掘一口水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到外地考察时也不忘关心当地群众生活问题，据时任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回忆，“我们跟随主席到江岸上散步。毛主席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他走到群众的菜地，一边走，一边指点着蔬菜的名字，并向我们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

根据群众觉悟程度进行启发，提高群众的认识水平。为了进一步做好工作，毛泽东指出，需要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并使之群众化，为干部群众所掌握，提高群众的认识水平，“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要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与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根据群众觉悟程度进行启发和提高，帮助群众逐步改变。群众有时虽然在客观上存在改革需要，但主观上可能还没有这种觉悟，这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原则开展工作，“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把群众的意见集中化系统化，再到群众中进行宣传解释，在群众行动中检验意见的正确性，然后再次集中起来，如此循环之下群众的意见就更加生动和丰富。

反复强调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1928年11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分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第一条就是“有很好的群众”，同时分析了在军事问题中红军士兵的性质转变情况，“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经过政治教育的红军士兵已经具有阶级觉悟，认识到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详细总结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明确指出从发展革命战争的需要来看，决不能忽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要注意和解决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这样“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1944年9月，中共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时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作讲演时也深刻阐明，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勇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和意见，因此无论是什么人，“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认真倾听和回应人民呼声与人民期待，凝聚起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坚持把让人民群众满意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使各项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