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歌痛悼思君深——《五古·挽易昌陶》解析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

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

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

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

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

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

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

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

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

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五古·挽易昌陶》解析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致湘生信》中写道：“同学易昌陶君病死，君工书善文，与弟甚厚，死殊可惜。校中追悼，吾挽以诗，乞为斧正。”信中，附上了悼亡诗《五古·挽易昌陶》。1984年4月出版的《中央档案馆丛刊》第2期曾以《毛泽东学生时代诗文三篇》为题发表该诗。这首诗随信正式发表在1990年7月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收入“副编”。在“六年孔夫子，七年洋学堂”的求学生涯中，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很多，但这是悼念同学的唯一作品，写得哀婉凄切、苍凉彻骨。易昌陶病故一事，对毛泽东刺激很大，成为毛泽东后来注重体育锻炼和发布启事征友的重要诱因之一。

特因君去尚非时

易昌陶，字咏畦，衡阳县曲兰镇东亮村益乐堂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学生，和毛泽东同一个宿舍。易昌陶勤奋好学，才华横溢，诗词书画俱佳，记忆力很好，品学兼优。毛泽东和易昌陶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散步谈心，探讨诗词与书画、关心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1915年3月，易昌陶在家中因患肺结核病故。

易昌陶突然离世，全校师生无不为之痛惜。校长张干、学监王季范、教员杨昌济等为其发起悼念活动，学校于5月23日召开追悼会。师生一共为易昌陶作挽联、祭文共256篇，收集在《易君咏畦追悼录》里。毛泽东写有一副挽联：“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挽联的上联是说日本人出尔反尔，不惜海路遥远，觊觎我锦绣河山。社会极为黑暗肮脏，正期待我们去彻底洗涤，你却一死了之，叫我一人如何济世救民？下联是说人的生死本是自然法则，人至多能活百年。值此国难当头，战争风云弥漫，你还没有来得及报效国家，却撒手西去，死得真不是时候！全联表达了毛泽东对挚友撒手人寰，不能与自己一道担负起济世救民的重任而痛惜万分的真挚情感。那种置生死于度外的超然之情，在青年毛泽东身上，已经显露出非凡的锋芒。

悲愤交织的毛泽东，还满怀深情写了《五古· 挽易昌陶》：“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这是一首五言古风，古风不像律诗那样讲究平仄、对仗、押韵、句法，它不拘句数，较为自由。全诗共分五节，每节八句，句句催人泪下，感人肺腑。

第一节写思念亡友的极度愁苦。易君病故只能随着岁月愈离愈远，愈思愈深了，思念好友而不可见，只能到昔日相聚同游的南城隈徘徊流连。第二节写与友人永诀的复杂心情。好友不在，我孤身一人。如今灵帐在前，可是却又被夜半的鸡鸣惊醒，这正是好友可以像刘琨与祖逖一样闻鸡起舞之时啊！第三节写对友人生前死后境遇的极度伤感。午夜时分，似乎隐隐约约望见易君慢慢走来，彼此握手时还不禁热泪盈眶。我忧心如焚，尽情放怀而靠着层峦叠嶂歌唱。第四节写失去济世报国的知音而痛惜。中国内忧外患，日本虎视眈眈，沙俄得寸进尺，易君的早逝使毛泽东痛失共赴国难的知音好友。第五节写祭奠亡友和伤时忧国的无限惆怅。伯牙因为失去知音而凄然碎琴，好友英年早逝令人痛心疾首。生死两茫茫，如何寄托心中的无限惆怅呢？只有那浩浩茫茫的长天江水，真可谓是此悲绵绵无绝期。

这首五言诗，诗情沉痛悲哀，但不是惨惨戚戚，而是透发着一股阳刚之气，报国豪情，气贯长虹。诗中主人公倚群山，试长剑，形象伟岸，意志刚毅；报国之志，献身之气，豪纵崇高。意蕴上的哀悼亡友与誓雪国耻，风格上的低徊沉郁与昂扬豪放的高度统一，使得这首诗成为具有崇高审美品位的优秀诗篇。这首诗与毛泽东后来的诗词格调颇为不同，所抒发的情感苍凉沉郁，在毛泽东诗词中别具一格。

野蛮体魄强国民

易昌陶的因病早夭，毛泽东悲痛至极。毛泽东一生中，只为两个人既写过挽诗，又写过挽联，一个是易昌陶，另一个是他的母亲，足见易昌陶在毛泽东内心的分量之重，悲情之浓。悲恸之余，他开始反思背后的缘由。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就读期间，同学因体弱多病而不治而亡的情形时有发生。特别是1917 年，学校里竟然出现了连续病死7名学生的事件。生活水平低下和医疗条件落后导致身体素质脆弱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原因，但是，长期忽视体育，经年累月久坐读书、不锻炼身体，也是不容忽视的主观原因。

毛泽东与易昌陶的母校

此事在当时影响颇大，湖南一师还为死去的学生召开了追悼会。追悼会上，毛泽东伤心欲绝地写下一副挽联：“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这既是对英年早逝同学的哀悼，也是希望唤起同学们对体育锻炼的重视。在有关毛泽东生平传记的大量资料中，此前涉及毛泽东锻炼身体的记述很少，而此后则频繁出现，成为一个内容丰富的话题。说来很有趣，毛泽东这样一位后来举世瞩目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却是体育论文。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了一篇《体育之研究》，全文六千多字。文章详述体育运动的意义、作用和方法。他在文章里开宗明义，把体育和国力联系起来，说：“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关于德、智、体的关系，说体育“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身体是“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小学应当专门注重身体的发育，中学和中学以上应当德、智、体“三育并重”。针对重文轻武的颓风，他提出一个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因为体育锻炼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等许多益处，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文章还介绍了自编的一套“六段运动”体操。可以说，《体育之研究》主要不是对体育运动形式的研究，毛泽东是想借此提倡武勇世风和充满朝气的奋发向上的人生观。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别说一百年前，就是今天读来，还令人振聋发聩。

毛泽东在同学们中不仅是重视体育的宣传者，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1917年下学期至1918年上学期，毛泽东担任了学友会总务和教育研究部部长的职务。除了倡导学术研究之外，他还积极组织大家参加体育活动。学友会设立的十五个部，其中属于体育的就占了八个，如武术、足球、游泳、竞技等。校方也给予了实际的支持，改进体育运动设备，改善学校卫生条件。第一师范学生的运动水平一步步提高，在1917年的全省运动会中，一师选手得奖的达六七十人。

毛泽东采用的锻炼项目很多，如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正如毛泽东后来对斯诺所描述的那样：“我们也热心体育锻炼。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嘤其鸣矣求友声

易昌陶的不幸病逝，还激起毛泽东的另一番感慨，他愈发感觉到志同道合好友的弥足珍贵。1915年9月，他用“二十八画生”的名字，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启事：“二十八画生，长沙布衣学子，欲觅同道中人，能吃苦耐劳，不惜己身为国，皆吾所求也。故曰：嘤鸣求友，敢步将伯之呼。”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将该启事“函寄长沙各校，并请诸君帮忙，将此告示贴在看得见的地方”。

《征友启事》散发到长沙各个学校后，一些人认为“二十八画生”不怀好意，他们把启事没收，或者将墙上的启事撕下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马校长气得火冒三丈，直接找到一师，想一探究竟。一师校长孔昭绶把毛泽东叫到校长室，马校长劈头盖脸对毛泽东一顿斥责，毛泽东却坦然对之，说：目前各校之间缺少往来，相互封闭，长此下去，只会使学生思想禁锢，他做此举只想改变现状。听了毛泽东的解释，孔校长顿觉有理，马校长也打消了顾虑。

191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写给萧子升的信中，谈到了他热心求友之举：“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如足下，诚能策励我者也。仆无他长处，惟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二语。故己有得，未尝敢不告于人；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前望足下上希古人，乃本心也。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 1915年11月9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也谈到了征友这件事：“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唯此尔。”

受当时社会风尚的制约，尽管毛泽东的这次征友活动搞得动静很大，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说：“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张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毛泽东交友始终恪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当然，他择友也很讲原则，甚至有些挑剔。他的好友陈瓒周曾说：“润之这个人，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一奇士，但因他恒骛高远，而卑流俗，尤其择友上，要求过严。那时，一般的同学，都很难进入他的法眼。”正因为毛泽东择友既积极又慎重，他的“朋友圈”质量很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逐渐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即新民学会，引者）。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谈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副院长、一级巡视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

（原载于《中国青年》杂志2023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