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中拓展技术史视角

　　物质和技术既是人类政治活动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基础。强大的物质和技术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笔者主张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史研究中引入技术史视角，即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技术为革命服务。在此视角之下，可供研究的内容繁多：通信、军工、医疗、制药、卫生勤务、财政经济、商业、测绘、造纸、印刷、农耕技术、交通、后勤保障、粮食的仓储和分发等。在具体的研究中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物”的研究：探讨“物”背后的鲜活故事

　　任何技术体系都含有“物”，或者说设备、装备。事实上，设备、装备本身即是技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革命史，就是一部武装斗争的历史，战争胜利第一。近些年来，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物质和技术基础问题，开始得到学界关注，突出表现为对中国共产党军队武器装备来源及其背后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研究。但是，若以技术史角度视之，其研究仅仅是起步，有很大空间尚待开拓。比如武器的性能、配备、弹药等情况，及其对军队战斗力、战斗模式的影响尚无人研究。在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军队无线通信系统的研究中，我虽然注意到了无线通信设备的来源，但对其型号、大小、规制、重量、电源等并未提及，这些因素对通信效率和安全的影响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关于物的研究，仅仅是技术研究的初步。

　　如果仔细爬梳，有很多“物”可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比如，鞋袜是每个士兵都需要的，对行军冲锋影响甚大，它的生产、制作、分配、穿着效果如何？手榴弹是根据地能够大量制造的武器，它的生产、制作、分配、效果、购买、走私等，对战斗模式的影响如何？地图是指挥战斗不可或缺的，它是如何绘制、印制和分发的？再如，财政史要研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要研究货币的印制、保管和运输等。事实上，具有代表性的“物”的背后，必然有许多可以探讨的鲜活故事，这有赖于学者们去发现和发掘。随着“物”的研究的积累，革命的面貌会更加清晰。

　　人的研究：关注“人”和革命意识形态之间张力的调适

　　在技术系统中，人是操作者，也是技术的重要载体。不同技术体系，所需人员的种类是不同的。在此，以军工技术为例，说明人的研究在技术史研究中的作用。军工技术之运用，需要知识分子、技师、工人、管理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在中国共产党管理体制内，还有政工人员。在研究中，既要梳理人员的来源、组成、结构、知识水平等，也需要梳理人员的培养、欲求、待遇；需要梳理物质刺激与精神鼓励、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市场调节与计划安排之间的关系。在技术应用过程中，技术系统中的“人”和革命意识形态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张力，两者间的调适，深刻影响技术运用的效果，需着力加以关注和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过程中，曾有不少外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其中，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在医疗技术方面，抗日战争时期，诺尔曼·白求恩、柯棣华、汉斯·米勒、雅各布·罗生特、马海德等医学工作者在敌后根据地从事医疗服务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部队服务的日本卫生技术人员最多时达3000人左右。在无线通信技术方面，抗日战争时期，英国无线电专家林迈可在晋察冀和陕甘宁帮助中国共产党提高无线通信技术；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曾就无线通信技术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交流。这些外国专家的参与，使中国共产党在技术层面同外部世界产生广泛的联结，使中国共产党技术的发展有了广阔的国际背景。这些专家为什么支持中国共产党革命，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和世界技术交流中起到怎样的作用，都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

　　制度的研究：需要注意实际状况和制度规定之间的差距

　　在某种程度上，制度和规则反映了人对技术本质特征的认知，是技术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将人和设备组合起来，完成特定的目标。理解制度和规则，是理解技术的前提。对于技术和规则，需要研究其起源、演变，以及被接受的过程，需要研究其根本的逻辑。以中国共产党无线通信技术为例，1931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成规模和体系地应用无线通信技术，经历了七八年左右的时间，抗日战争时期，围绕安全和效率问题，中国共产党制定出一整套关于无线通信的制度。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无线通信技术的认知，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为了应用各种技术，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制度。从新制度史的角度看，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各种制度形成和演进的过程，也需要注意实际状况和制度规定之间的差距，制度巩固和得到尊崇的过程的复杂性。

　　有些制度是民众适应自然和经济环境，经过长期调试形成的，没有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些制度受经济、军事环境的冲击而改变，比如根据地的耕作制度在战争期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技艺的研究：在技术史研究中，应有一席之地

　　技艺简单而言，是指操作者对规则或技巧的熟练程度。在技术的应用中，技艺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需要长期的训练。比如，士兵使用各种武器的熟练程度，关系到军队战斗力。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10月，刘伯承强调：“无论新旧武器，有了以后还要熟练才行，将技术练成如筷子吃饭的样子”，“使用筷子是百发百中的，我们用枪也要百发百中”，“与其有百发一中的枪百枝，倒不如有一发一中的枪一枝。”单兵技艺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战争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由不同的岗位组成。岗位技能是否熟练，直接影响到战争体系的运转和效能。1947年6月，晋察冀军区在攻击徐水战斗中，炮火急袭后10分钟步兵即登上城头，给炮兵指示敌人反冲击方向，用电话帮助炮兵修正弹着偏差，炮兵以火力实施拦阻射击，有力压制了敌人的反冲击。7月，华东野战军发起南麻临朐战役，在进攻南麻四〇高地时，野炮团向敌阵地射击5个小时，步兵尚未发起冲击；在进攻临朐时，步炮联络中断，入城部队大部伤亡。

　　显而易见，技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它不仅存在于战场，也广泛存在于工业、农业、卫生、后勤等领域，事关各项工作的效能。在关键时刻，技艺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技艺必然是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单人的、单项的技艺熟练，不具备决定性意义。技艺关涉的问题则极其复杂，比如，技艺如何养成？影响技艺养成的因素有什么？技艺是怎样传播的？怎样推动群体技艺的提升？因此，技艺在技术史研究中，应有一席之地。

　　知识体系的研究：关注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

　　知识体系是技术最根本的支撑因素。在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技术的实际操作层面，以实用为主，但不能否认，对于支撑技术的知识体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同样积极接受和传播。这是中国共产党技术体系稳定发展的基础。

　　书籍和受过专业教育的人，是知识体系的承载者。抗日战争时期，受过物理、化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从北平的高等学校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将物理、化学等基本知识运用于军工生产，极大推动了晋察冀军事工业的发展。1942年春，聂荣臻邀请林迈可（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班威廉（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为晋察冀军区无线电研究班授课。研究班分甲、乙两班，必修课有：高等数学、高等物理、无线电工程学；选修课有：高等微积分、高等电磁学、光学、量子论、相对论，每人选修1～2门。所用教材有斯坦福大学特孟教授所著的《无线电工程》；《数学分析》《高频电子线路》《光学》等由班威廉教授编写。有回忆称：聂荣臻曾派人到平津搜集大学教材供研究组使用。这提醒我们，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接受和欢迎现代知识体系。其途径和效果如何，需要学者的关注。

　　需要指出的是，技术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作为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技术史，更加关注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体系、意识形态等与中国共产党技术运用之间复杂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革命技术史研究，内容非常广泛。但是，技术史更应该成为一种思维方式，研究任何具体问题，都需要考虑其物质和技术基础。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