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贵州省工委成立前后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任命林青为省工委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后，遵循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配合和支持红军转战贵州以及在全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兵运工作、组织游击武装的过程中，发动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贵州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九人工委”的成立

　　五四运动前后，一批贵州籍先进分子，为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外出求学。他们通过写家信、寄书刊等方式，把先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传入贵州。1929年，中国共产党就在贵州建立组织并开展活动，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贵州各地党的地下基层组织逐渐增多。同时，林青、缪正元等一批在外省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也回到贵州，开展革命运动。

　　1933年冬，林青和缪正元找到毕节进步教师秦天真，并发展秦天真入党。接着，三人在毕节成立了党支部，并成立了“草原艺术研究社”，通过各种活动，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广大青年和各阶层爱国人士。

　　为了建立起一支党领导下的武装，林青、秦天真多次做活跃在滇黔边区的游击队领导人范建章的思想工作，并在条件成熟后发展他为中共党员，扩大了党在滇黔边区的影响。

　　毕节党支部进行的革命活动，积极而卓有成效，但也很快引起了国民党毕节军阀的注意。1934年夏，林青、秦天真、缪正元被迫同“草原社”的几个骨干先后离开毕节，转移到贵阳、安顺、遵义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共产党员邓止戈、刘茂隆等先后来到贵州，与中共贵州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由于中共贵州党组织的活动不断扩大，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开始摆脱了分散、自发的状态，朝着由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的、更加广泛和深入的阶段发展，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以及进步青年纷纷团结到党组织的周围。在很短的时间里，以贵阳为中心，毕节、安顺、织金、遵义、炉山等地以及贵州军阀的部队里，都有党组织或共产党员的活动。

　　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和汇合，1934年9月，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缪正元、高言志、李余生、萧仕铣、王石安、赵促成组成贵州省革命工作委员会，又称“九人工委”。这是一个“以中共党员为核心，由党内外人士结合的革命组织”。它的任务是：寻找党的上级组织，发展革命力量，指导全省的革命活动。

　　“九人工委”的成员分别在军队和地方利用合法身份开展活动，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培养进步青年，动员和组织革命力量。按照分工，林青等负责联络上级党组织，邓止戈等负责兵运工作，秦天真等负责学运工作和组织群众团体。不久，共产党员刘茂隆来到贵阳，经严金秋介绍，与秦天真等取得联系后，在贵阳从事革命活动。他组织一批进步青年建立“文学研究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在青年和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

　　早在贵州省工委成立前，林青、邓止戈已发展了时任黔军少将参谋长的黄大陆成为地下党员。在省工委的领导下，黄大陆积极投身兵运工作。他一面为组织搜集情报，一面在黔军第一师中团结进步军人，并安排共产党员缪正元等人进入该部电报队工作，以扩大内线。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时，黄大陆秘密收集情报资料交给红军，并以保存实力为理由，设法阻止该师与红军正面交锋，同时暗中收容掉队的红军战士进行妥善安置。

　　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委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夺取遵义，正在遵义隐蔽活动的林青见到了早年在上海进行革命工作时的战友吴亮平。吴亮平此时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经吴亮平介绍，林青见到了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李维汉，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邓止戈、秦天真为委员（后增加刘茂隆），林青兼任遵义县委书记。李维汉还向林青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鼓励全体党员要在白色恐怖下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省工委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由中共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一级地下党的领导机构，它使贵州的革命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红军一渡赤水期间，黄大陆、缪正元随黔军第一师随后进入遵义，找到了林青。林青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缪正元将电台密码抄下交林青转交红军。不久，黔军被国民党中央军借机吞并。该师调防六枝岩脚，并被改编为“中央军”一〇三师，电台重新配置新密码。黄大陆、邓止戈、缪正元等人设法搞到新的电台密码、国民党军的贵州军用地图、国民党空军飞机联络暗号以及国民党军师职以上军官通讯代号等一批重要情报资料，通过秦天真带回贵阳，转交中共中央，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并为红军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2月，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到达贵阳，与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秦天真接上头。潘汉年听取了省工委的工作汇报，并传达了中央要求省工委配合中央红军斗争的指示。省工委接受任务后，积极开展了工作。同月，滇军在滇黔边堵截中央红军时，范建章曾按照省工委的指示，带领游击队伏击滇军，以策应红军突破封锁，胜利转进。

　　为安全护送潘汉年回上海，省工委派女共产党员、贵州妇女运动的先驱蓝运臧护送。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蓝运臧与潘汉年假扮夫妻，对外称“前往北平读书”，从贵阳经独山、柳州取道广州，最终安全到达了上海。

　　中共贵州省工委在全省各地持续开展革命活动

　　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后，在全省各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组织，配合和支持红军在贵州的转战。省工委将林青从遵义带回的红军战报秘密传阅，并利用妇女会刊物《惊蛰》主编了一期文章，旗帜鲜明地号召“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反对法西斯统治”。此后，省工委在人民群众中持续宣传共产党和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传播红军胜利的消息，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在贵州各地引发了极大的反响。5月，为纪念五四运动十六周年，中共贵州省工委安排起草了《纪念“五四”“五卅”告同胞书》，并领导学生会和妇女会联合举行纪念会。集会当天，代表们愤怒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号召全省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内战，一致抗日。会后，还发动了纪念“红五月”活动，各校宣传队上街演讲，激发贵阳儿女的反帝热情。

　　随着省工委的建立，贵阳地区的党建工作进一步壮大。1935年3月，中共省立贵阳女子师范学校支部建立，隶属省工委领导。到1935年4月，全省已有11个县和贵阳地区十多所学校建立了县委、支部或小组，形成以省工委为核心的党的体系，领导全省各族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贵州省工委成立后，迅速建立了以林青为首的军事小组，由秦天真具体负责，深入各地发动武装斗争，并派军事小组成员丁沛生打入国民党部队进行策反起义工作。丁沛生在驻安顺的国民党部队中成功策动两个排起义，并在安顺、贞丰一带打游击，后编入中共黔西游击队。

　　在黔军军阀对红军作战节节败退之际，国民党“中央军”不仅未予配合，反而借“追击红军”之名派大批军队进入贵州，趁机夺取了黔军军阀的军政大权。随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人到贵州组建特务室，专门负责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数月后，中共贵州省工委及所属贵阳部分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破坏，林青等人先后被捕。贵州省工委一面布置营救林青，一面迅速遣散已经暴露的同志。9月11日，林青在贵阳英勇就义。

　　林青牺牲后，贵州省工委作出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学习林青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和英勇牺牲的高贵气节，以争取新形势下的新胜利来纪念林青。在严峻的形势下，省工委决定整顿巩固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隐蔽、转移、分散活动，并在边远农村和黔军部队、绿林武装中继续开展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上级指示，组成新的中共贵州省工委，邓止戈任书记，秦天真、黄大陆、李策为委员，担负起领导和发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重任。随后，贵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作者为北京市文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