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的科技人才工作

中央苏区时期，面对“围剿”与反“围剿”的激烈战斗和革命根据地工农业生产、医药卫生、军工通信等各项科技事业建设的迫切需要，如何开展科技人才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间，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科技人才领导、培养、吸纳、激励等人才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不仅有力支持了中央苏区各项科技事业的发展，支援了反“围剿”斗争，而且培养造就出大批科技人才。

与党的中心任务联系起来

中央苏区时期“一切工作，一切生活，都要服从于革命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是苏维埃与每个工农同志的第一等责任”，党的科技人才工作自然也要坚持与“党的中心任务联系起来”的政治方向，为苏维埃革命和建设服务。

1930年9月，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要“养成在革命环境中所需要的革命工作的干部人才”。1933年10月的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检讨过去教育工作的错误，其中之一为缺乏对于教育服从于战争的了解。一个月后的《中央关于开展反对五次“围剿”运动的紧急通知》着重强调，要征调“工人、失业工人、革命学生、知识劳动者、医生、工程师、技师、专门家等”去当红军和在苏区服务。把握科技人才工作为苏维埃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政治方向，是完全符合从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的，成为领导科技人才工作的根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对科技人才工作的领导不仅体现在政治引领上，还表现在思想宣传和组织领导等方面。1933年9月，张闻天指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必须“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程度与政治水平，使他们能够运用各种科学，技术及管理的工具”。中央苏区采取标语口号、文艺活动、革命刊物等多种途径和宣传方式，纠正来自旧军队、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等行业中科技人才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引导其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提高政治觉悟。

此外，中央苏区组建了专业技术管理部门和领导机构，为科技人才提供强劲的组织保障。以医卫人才部门为例，1932年9月中央军委成立总卫生部，下设总务处、政治部、医院管理局、医政局、药材局、保健局、保卫局等，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能划分。1933年起，各地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了卫生运动委员会，1933年9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卫生研究会。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政府再到社团的医卫人才管理和领导机构的建立，标志中央苏区医卫事业有了统一而强劲的组织领导。

独立自主培养科技人才

独立自主培养科技人才，形成结构合理的科技队伍，是中央苏区时期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首先，关于培养什么样的科技人才即培养标准的问题。中央苏区旨在培养“不反土地革命者而积极拥护土地革命、工作积极艰苦耐劳、有活动力量”的“又红又专”科技人才。红军卫生学校的教育方针为“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何叔衡在给红军通讯学校学员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既要刻苦学好技术，又要努力学好政治，使自己成为红色的通讯技术人员”。

其次，关于怎样培养科技人才即培养方式的问题。一方面是“教育成才”，开办各类各层次的科技人才培养学校和训练班，“大规模的去举办各种人材的训练，如党校，政治军事学校等，必须保证苏区干部的自给”。主要有：1931年2月开办的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1932年1月创办的红军无线电学校，1932年2月成立的红军军医学校，1933年3月建立的中央农业学校，1933年9月设立的农事试验场。这些学校和短训式技术培训班快速、大规模地为党和红军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技术精明的业务骨干。另一方面是“实践育才”，“使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密切的联系起来”，提高实际工作才能。如中央农业学校学员经常到各地去调查作物种植和生长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推广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红三军团医务训练班挑选部队最常见的病和最常用的药来进行教学。中央苏区科技人才培养注重理论教学、科学研究与工作实践紧密结合，学用一致，直接服务于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军事斗争。

从党内党外吸纳科技人才

鉴于严重缺乏科技人才的现实困难，除了自主培养人才外，党还积极从党内党外吸纳、调集军医、交通、修理军械等科技人才。

一是任用党中央选派或海外归来科技人才。早在1929年6月，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便指明，红军急需医生及造炸弹师各数名等工作人员，希望中央派人来。1931年初，中共中央选派贺诚、彭真、陈志方等医务人员充实中央苏区。曾在德国学习工业科技的兵工专家刘鼎于1933年春奉命前往中央苏区工作。

二是招募来自白区和当地的科技人才。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专门发布《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现金聘请“白色区域的医师、无线电人才、军事技术人员同情于苏维埃革命而愿意来者”。1932年，奉天兵工厂工人韩日升、刘广臣、郝希英被选派前往中央苏区兵工厂工作。曾为汀州福音医院院长的傅连暲迁往瑞金并把医院和家产全部捐赠给党，成为“苏区第一个模范”。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戴济民曾在吉安开设私人诊所，经过红军争取，携带诊所的全部药品和医疗器械加入红军。

三是感召国民党军队起义和俘虏中的科技人才。红军中最早的无线电人才，如王诤、刘寅、李治在龙岗战斗后脱离国民党军队，参加红军。军医陈义厚参加宁都起义并加入红军和中国共产党。1932年4月漳州战役后，红军动员国民党军修械厂二十多名战俘技术工人加入官田兵工厂。在党的思想改造和组织领导下，来自五湖四海、成分复杂的这样一支科技人才队伍逐渐成为中央苏区科技工作的骨干力量。

最是服务暖人心。为改善科技人员等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其社会地位，中央苏区颁布了专门的优待条例。1934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小学教员优待条例》从经济优待、医疗优待、工作奖励等方面优待教员，把教员的物质生活待遇提高到与苏维埃工作人员同等地位，并给予绩效奖励。1935年2月，中革军委向红军各军团发出《关于优待技术人员问题的指示》，“对于特别好的技术人员，可给予用苏维埃纸票兑换现洋的便利，同时打土豪来的食物用具应多多的分配给他们，使他们不感缺乏”。

这些优待措施为科技人才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使其更加安心、更有精力发挥技术专长，全心投身革命根据地各项科技事业建设和革命战斗。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尽管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革命环境极为艰难困苦，但仍想方设法、克服万难，大力开展科技人才工作，并初步建立起了一支不可或缺的科技人才队伍，发展了工农业、医药卫生、军工通信等科技事业。

（摘编自10月17日《福建日报》 张小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