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活烈士”的传奇

　　刘义权原名刘大喜，苏联名字诺尔斯夫维奇。1930年1月出生于山东聊城，1943年4月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后任周保中将军勤务员、警卫员，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被授予中尉军衔。三次获得俄罗斯政府授予的“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纪念奖章。

　　整个采访不用过多的引导或提问，老人记忆力十分惊人，讲述过程中很少中断，看得出他对抗联岁月、对硝烟生活的记忆刻骨铭心。九一八纪念日前夕，他打开了封存已久的记忆……

　　“小猪倌”成了 抗联侦察员

　　“我大小参加过30多次侦察和上百次的战斗任务，许多战友都牺牲了，我死里逃生——母亲为我堆了一个坟、烧了8年的纸，享受了8年的烈士待遇。”胸前一排排的勋章是对刘义权老人生死殊荣的印证。他指着腰和腿部的伤口，动情地说：“与许多战友相比，我是很幸运的，活到了现在。”老人这么多年来，睡觉从不脱外衣裤，就是战争年代当警卫员时保持下来的习惯。

　　刘义权原名刘大喜，1930年生人，祖籍山东聊城。6岁那年，他跟随父母、祖父母闯关东，来到辽宁省盘锦市附近的戴家埔40公里处落户。

　　1943年农历三月初三，13岁的“小猪倌”刘义权家来了生人——失踪多年的老舅高鹏柱。舅舅时常念叨：“日本人的日子要到头了，我们中国人不会一辈子被他们欺压的。”舅舅给刘义权讲了很多抗日打鬼子的事，特别讲到他们的领导叫周保中，指挥打败了很多日本侵略者。“我也想参加抗联打鬼子！”舅舅临走的那个晚上，刘义权将这个酝酿已久的想法说了出来。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舅舅带着他上路了。62年后，刘义权93岁高龄的老母亲还记得往事：“他老舅带枪来的，大喜就喜欢枪啊——半夜我一摸炕，他人没了，跟他老舅打日本鬼子去了！”

　　刘义权跟舅舅辗转来到吉林省通化县秦家沟。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舅舅把他介绍给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的刘雁来侦察小分队。“这支小分队，我加入以后就有9个人了，很精干，活动能力和战斗力特别强。”

　　第二天，一觉醒来的刘义权发现老舅不见了，小分队的负责人刘雁来拍着刘义权的肩膀说：“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我们，是我们分队的小战士了！”此时是1943年4月，刘义权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侦察小分队中最年轻的一名侦察员，他曾多次依靠年龄的“掩护”打探到了很多日军情报。

　　刘义权参加抗联以后，第一次参加战斗是在通化县夹皮沟营救被抓的抗日群众。“一天下午，小分队转移途中，走到夹皮沟的树林子时，发现十几名‘讨伐队’在鬼子带领下向我们走来，要枪杀反满抗日的群众。小分队在队长刘雁来指挥下，埋伏到‘讨伐队’必经的山路旁发起突然攻击，消灭了数名敌人。”“那时候我手里没有枪，我没办法打鬼子，但是我能救人。当时政委李永镐负责保护我，大家冲锋时我也跟着冲了上去，从敌人尸首旁拣起一支三八枪，绕到被捆着的抗日群众跟前，高喊‘我是来救你们的’。然后，用刺刀挑开七八个人身上的绳子，与小分队一起把他们带到了安全地带。”刘义权很自豪地说：“这是我第一次打鬼子，也是第一次缴获鬼子的枪。待转移到安全地带，刘雁来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好小子，有胆量！’可是，我拣的那支枪并没有归我。队长说，你要枪，就得自己去向敌人‘要’。”

　　小分队多次辗转执行任务，路途艰苦，刘雁来将刘义权交给了一个名叫王国俊的地下党交通员，随后小分队集体转移。“王国俊是当地人，而我是外地人，在一次侦察中我被敌人发现，遭到追击。我和王国俊分头跑，在一个石砬子旁，冲出一个姑娘，她把我拉到小山洞里。询问中得知，她叫翁淑贤，16岁，父母都被日本侵略者杀了，从辽宁桓仁县来到这里投奔叔叔。我告诉她我是抗日打鬼子的。她说，我看敌人抓你，知道你不是坏人；你这么小就敢打鬼子，真是好样的。天黑时，我被翁淑贤带出了虎口。”

　　晚年，刘义权旧地重游时寻访到了当年的救命恩人翁淑贤。两位老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喜悦的泪水在眼圈打转。

　　刘义权回忆说：“翁淑贤救我后，我很快就找到了王国俊。当时，大地主陈家模过六十大寿，这个人的儿子是夹皮沟地区的警察署署长。陈家模是恶霸，许多伪警察、特务、地主都来拜宴，日本侵略者也来了很多，摆了10多张桌。内线唐作文是掌勺厨师，给寿宴做饭做菜。”

　　唐作文让刘义权卧底进寿宴帮忙烧火，然后往前屋送水。前后屋走了几趟，刘义权看见前屋的墙上挂着一个“王八盒子”，即8mm半自动手枪。而且他发现参加寿宴的这些人都喝多了，大部分都睡着了或者歪在一边不省人事，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把枪从墙上摘了下来。现在回忆起来，刘义权说，那时候真是小孩办事不考虑，枪拿到手之后，他把枪揣进怀里，把枪套摘下来扔地上，然后大步流星地往外走。“结果很快被日本‘讨伐队’发现。敌人追击我，我就使劲跑，因为我不能让他们抓住，第一我想要这把枪，第二如果被抓住了，那我就没命了！”

　　“脱身后，我来到浑江江边一棵大柳树旁的唐作文家，是他用船把我送过浑江的，我找到了抗联小分队。刘雁来说：‘你好小子，我本来想把你就放在地方了！’我从怀中掏出那把‘王八盒子’，说：‘我弄到一把枪！’”虽然“王八盒子”交公了，但是刘义权得到了一把“三八”式马步枪，尽管里面只有4颗子弹，但总算圆了自己想要把枪的梦，也凭借着自己的胆识再没离开过大部队。“事后我知道，王国俊第二天被敌人抓到了，他受了很重的刑，却什么也没说，被敌人活埋了。前些年，我在当地史志办同志的陪同下，找到了王国俊的坟墓。当地政府为他立了一座碑，每年清明节各界人士都去为他扫墓。”

　　回忆起当年在抗联小分队的战斗经历，刘义权显得特别激动，不时流露出对那段难忘岁月的怀念。“当年很多地下党员和抗日群众同鬼子进行殊死的斗争，我不过是其中之一。”

　　“祖国啊，我们回来了！”

　　东北抗日联军在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中，战斗形势逐渐不利，加之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多年，因此自1940年起除留一部分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外，其余全部退往苏联境内，并先后在接近中国的地方建立了南北野营。

　　1943年10月，刘义权加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北野营。“我年纪小，就被编到警卫班。每天早上都按时出操、跑步，一跑就是十圈。”

　　到北野营的第六天，早上出操时，刘义权实在跟不上队伍，一下子瘫倒在地上直喘粗气。正当苏联军官要上来训斥时，一位身材魁梧穿马靴的军官在一旁阻止道：“刚来的孩子，跑不动就让他在一边站着吧。”此人正是周保中将军。几天后，周保中把刘义权叫到了办公室，“你就留在我这里干勤务吧”。从此，刘义权开始了在周保中身边长达6年半的生活。

　　“当年能够在周保中身边工作，纯属意外，要不是因为那次训练时我身体不好，恐怕一辈子也不会被他注意到。”刘义权回忆说，“刚开始我还是警卫班的战士，只是每天到周保中的办公室和宿舍给他打水、扫地、擦桌子，或者去食堂打饭，有时候也给来开会的干部们斟茶倒水、买烟卷。”

　　1944年，刘义权和另外两个同志被正式抽调为周保中的警卫员。“三个警卫员中我最小，所以周保中和夫人王一知的勤务工作大部分都是我去做。”

　　“一次，参加军事训练时，爬上几十米高的塔台练习跳伞。我跳伞没有掌握好方向，被挂在了树上。点名时发现少了我，战友们撒大网找才找到我。周保中当时还逗我：‘你是不是在树上为我们大家放哨呢？’”在刘义权的印象中，周保中没有一点“官架子”，风趣幽默。

　　1945年8月1日，周保中突然下达了一个命令，为了斗争形势需要，抗日联军指战员全部更换一个假名字。“刘义权这个名儿，周保中给我起的呢！有一回，周保中和人在屋里商议事情，我进屋去给他们送水，周首长看见我说，‘你这孩子很仁义，我给你起个名，你就叫刘义吧！’这时候他旁边一起商议事的人伸出拳头说，‘我再给你加个拳头！’就这么的，我的名字从大喜变成了义权。”

　　这年8月8日下午，从苏联军官那里传来了小道消息：“苏联和日本的军队在乌苏里江边上打起来了！”尽管谁也不知道这事是否是真的，但这个小道消息在北野营里转了好几圈。

　　8月9日一大早起来，收音机里的消息终于证实：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滕，当面向他宣读了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的宣言。当时，苏军已经进入中国东北，正在向腹地顺利推进。野营里顿时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当天，周保中召开了东北党委紧急会议。

　　苏联红军在确定反攻计划时，决定让抗联教导旅一同行动，主要是估计到日本可能会殊死抵抗。没想到，几乎就在苏军刚一进入东北，日本侵略者就求饶了。“所以苏军最高司令部命令我们原地待命。”

　　“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我们高兴得什么都不会说了，就知道一个劲地欢呼。当时部队在苏联，听到消息我们就赶紧往国内赶。”9月8日，刘义权跟随周保中回到了阔别两年的祖国。飞机在长春机场降落，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就连经历过生死的周保中也热泪盈眶。他第一个走下飞机，将脸紧紧地贴在祖国大地上：“祖国啊，我们回来了！”所有人下飞机后都不由自主地亲吻大地。

　　“回国后不久，我们就去沈阳向东北局书记彭真汇报情况。当时，党中央派出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来到沈阳。当天晚上，周保中、崔庸健和我化装成铁路工人，到了沈阳张作霖大帅府东北局驻地。我的背包里装着东北抗联党委的全部材料：东三省军事地图、日军在东北战略点图、东北党委部署会议记录、党委委员名册、十大军党员名册、抗联牺牲烈士名册以及周保中从1931年到东北以来的日记。周保中向彭真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汇报，并向东北局移交了历史档案和组织关系等。”彭真听取汇报后，感慨万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就是东北抗联的14年苦斗。

　　“这是对抗联的最高评价啊！”刘义权指了指胸前的军功章，自豪地说。

　　不老的家国情怀

　　1949年，刘义权跟随周保中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11月跟随周保中南下云南。1950年，刘义权从云南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42军124师371团先遣大队队长。

　　1950年10月，在大同江附近13号高地的一次战斗中，刘义权炸碉堡时腹部受了伤。“先遣队378人，4个半小时的战斗，死了370人，只活下七八人。炸掉碉堡后，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听说肠子都出来了，被当作死尸装上了车，准备下葬。”“事后才知道，当时往回运伤员的两辆卡车，一辆被美军飞机击中翻到了山下，装我的另一辆车死里逃生，躲过敌机轰炸，回到了兵站。可能是由于颠簸，我缓过气来，但21天不省人事，连陈毅率团到朝鲜慰问我们都不知道。”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负伤后，刘义权就一直在丹东养伤。当年，刘义权的战友回到辽宁盘锦，告诉刘义权的母亲，说自己亲眼看到他在炸碉堡时“光荣牺牲”，被抬上卡车运走了。从那时起，刘义权的母亲为儿子堆了一个坟，烧了8年纸，哭坏了眼睛，没想到儿子竟是“活烈士”。

　　1957年，养好伤的刘义权从部队转业，随女友来到齐齐哈尔市，并进入建华机械厂工作。女友就是当年负伤时组织安排照顾他的护士。不久，他们结婚生子。1958年，刘义权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了老家盘锦，年年为他烧纸钱的母亲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刘义权这时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带着弟弟生活。

　　刘义权转业到齐齐哈尔市建华机械厂（后改制为齐齐哈尔市建华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直至1980年离休。他先后在厂长办公室、军代室、机要室等5个科室工作。

　　晚年，刘义权和老伴的饮食起居都靠小女儿照顾。刘义权的小女儿说，我爸现在年龄大了，平时有些糊涂，但是一讲起当年的事儿，就停不下来，而且思路特别清晰，因为那是他一生最难忘的经历。老人则说：“现在也许是年纪大了，时常想起以前的事儿，回想起当年的那段战争历史，虽然惊心动魄，但仍是我最宝贵的记忆。”

　　2014年9月7日，原东北抗联教导旅教官、俄中友好协会第一副会长、俄罗斯老战士协会副主席瓦西里·伊万诺夫因脑溢血与世长辞。伊万诺夫1921年出生于苏联斯摩棱斯克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入伍，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卫国战争结束后，伊万诺夫被调往苏联远东军区红军第88独立步兵旅（东北抗联教导旅）担任军事教员，负责培训中国抗日联军官兵，并从事派遣对日本关东军的侦察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与周保中、李兆麟等中国抗联官兵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伊万诺夫还参加了苏联红军解放抚远、同江、富锦、佳木斯、依兰和哈尔滨等地的战斗。

　　刘义权闻此噩耗，十分悲痛，第一时间发出唁电。字里行间透着他与伊万诺夫的深厚的战友情，透着伊万诺夫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一生珍惜与中国人民的友谊的高尚情结及人格魅力。“……瓦西里·伊万诺夫同志是抗击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战士、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他参加了最后消灭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光复中国东北地区的战争，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同志们并肩战斗。当时，我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战士，是周保中同志的警卫员，我和伊万诺夫互帮互助、朝夕相处，结下了伴随终生的战友情谊。在漫长的岁月里，瓦西里·伊万诺夫同志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他热爱的苏联（俄罗斯）祖国和人民，贡献给了中苏（俄）人民的友谊事业……安息吧，瓦西里·伊万诺夫！亲爱的朋友和战斗的同志！你的名字和你的贡献，将在世界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史册上、在中苏（俄）人民的友谊史上长存！”

　　刘义权说，伊万诺夫在晚年致力于铭记历史、教育后人，数次来华访问。“我曾与他多次见面，推心置腹，延续着我们的战友情谊。他撰写的回忆录，饱含着他对中苏人民并肩战斗的眷念，饱含着对日本法西斯的痛恨和警惕。我们正期待着在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重逢，万万没有料到传来的竟是难以置信的噩耗！‘参加解放中国东北的战斗是我一生最宝贵的经历之一。我会珍惜与中国人民的友谊，继续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日本只有正视历史、真诚认罪才能对世界和平有所贡献，否则，只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这掷地有声的话语，竟成为老战友留下的遗言！”

　　从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开始，俄罗斯政府每10年向东北抗联在苏联远东组成88旅的老战士颁发一次纪念勋章。1995年、2005年和2015年，刘义权先后三次获得以俄罗斯总统名义颁发的纪念勋章。

　　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老人接受了记者拍照的请求。他胸前挂满了奖章，有俄罗斯政府颁发的三枚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勋章，也有一等功奖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奖章、解放东北纪念章和抗美援朝纪念章。

　　今天看来光泽有些暗淡的奖章、勋章，有些不太耀眼和夺目，但正是这些奖章、勋章见证了老人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也展现了抗联老战士对荣誉的毕生珍惜和追求。

　　（本文作者为红色作家、诗人，文献研究专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