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初期的红色出版机构

　　近代上海，城市管理、社会构造、文化形态趋于多元性：一方面，这里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组织基础；另一方面，这里交通、通讯便捷，往往开风气之先，是海外新思想、新知识最早登陆的地方，给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正因如此，建党初期红色出版机构相继在这里闪亮登场，并首创了“出版社”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出版《共产党宣言》的社会主义研究社

　　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是1920年8月为出版《共产党宣言》而在上海创办的社会主义研究社。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界已成为新潮，梁启超、李大钊、张闻天等都在所撰文章中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片段，李汉俊等也在报刊上介绍过它的相关章节。

　　当年，上海《星期评论》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而获盛名，该刊问世于1919年6月，在进步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星期评论》编辑部深感尽快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译成中文“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急切希望译出《共产党宣言》全文，进行连载。

　　参与编刊的邵力子想到一位译者人选，那就是多次向自己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投稿的陈望道，他的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陈望道被确定为《共产党宣言》译者。

　　1920年早春，陈望道接受任务后，从杭州回到义乌故里，躲在简陋的柴房里艰苦奋战，于4月底基本完成翻译任务。不久，他受邀赴沪，参加编辑《星期评论》周刊。他在上海又对译稿作了整理。经李汉俊、陈独秀的校勘，再返给译者改定，《星期评论》准备连载《共产党宣言》；不料，该刊突然遭查禁。

　　此时，陈独秀等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面对此变故，经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量，他决定建立社会主义研究社，直接出版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不久，陈独秀在维经斯基帮助下，于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建立又新印刷所。

　　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由社会主义研究社推出时，标明出版时间为1920年8月；同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函件中提及，《共产党宣言》已出版，所以它的印刷日期应在此之前。

　　第一版的《共产党宣言》竖排平装，小32开本，共56页，用5号铅字排印，共印1000册；封面为浅红色，有马克思半身坐像，印着“马格斯（按：即马克思）安格尔斯（按：即恩格斯）合著”“陈望道译”等字样；由于排字工人的疏忽，封面上“共产党宣言”被误排成“共党产宣言”，这一失误为以后鉴别《共产党宣言》初版本提供了依据。

　　同年9月，为了满足读者需求，社会主义研究社推出《共产党宣言》再版，又印1000册，并纠正封面书名的排字差错。

　　一些学者以为，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后，社会主义研究社就功成身退。经查，1920年6月6日，《星期评论》出版至第五十三号遭查禁；6月27日，《俞秀松日记》提及：“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到独秀家去，这篇宣言底（的）原文是德语，现在一时找不到，所以只用英、俄、日三国底（的）译文来对校了”，第二天则记：“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我们说些译书的事，总该忠实精细”。这表明，陈独秀应是在1920年6月下半月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研究社，并开始实质性运作；这第一个红色出版机构，就设于他的寓所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在此完成校勘、编辑工作。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研究社计划出版一套“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封面上，标明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1920年9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德国米里·伊·马尔西著、李汉俊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二种”。这是中国第一本介绍《资本论》的通俗读物，它扼要叙述了马克思学说中关于商品、价格、剩余价值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等问题；李汉俊在所撰写的序里感叹：“将马格斯（按：即马克思）经济学说，说得这样平易而又说得这样得要领的，在西洋书籍中也要以这本为第一。”此书颇受欢迎，成为各地党组织和团组织成员的必读材料；毛泽东等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则将它列入重要书目，数月便售出200册。

　　1920年9月后，因公开的新青年社建立，承担了党的书刊出版工作，社会主义研究社便完成了使命。

　　一份文化名刊发展成新青年社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正式成立。不久，决定将《新青年》改版为其机关刊物；而且，建立新青年社，总发行所设于上海法大马路279号（今金陵东路近河南南路处）。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是中国近现代一份内涵丰富深刻、影响广大深远的杂志，它开启了民智，振奋了国魂。最终，它由文化先锋发展成为革命宣传机构，是一种必然。

　　《新青年》在沪进行改版，仅用了一个月，从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八卷第一号起，它实现了新的跨越，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仍为月刊，由陈独秀主编（至年底，他赴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杂志由陈望道负责）；随即，脱离上海群益书社，由新青年社运作。

　　新青年社作为党的早期出版机构，除了出版《新青年》，也负责印行面向工人、店员的《劳动界》和《上海伙友》；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创刊号出版，封面标明“总经售处上海法租界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这是“新青年社”名称初次见诸媒体。

　　从1920年秋开始，新青年社陆续推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丛书”，书目广告列有近十种，实际付梓八种，其中有李季译、蔡元培写序的《社会主义史》（“新青年丛书”第一种），陈独秀、李达等撰的《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丛书”第二种），黄凌霜译、张伯坚校的《哲学问题》（“新青年丛书”第三种），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新青年丛书”第八种）等。

　　尤值一提，1920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丛书”第六种《欧洲和议后之经济》，由陶孟和、沈性仁译，著者为坎斯（今译凯恩斯）。

　　1921年2月，《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在沪付排时，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警探以“宣传过激”为由，到印刷厂将全部稿件搜走，又查封新青年社，该社不得不迁往广州。翌年7月,《新青年》休刊。

　　1923年6月，中共三大作出决议，重新出版《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6月15日，《新青年》在广州复刊，并另行编号，从原先的月刊改成季刊，由瞿秋白主编。复刊伊始，瞿秋白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明确表示：“《新青年》的职志，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要与中国劳动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新青年》不负使命，继续承担起系统性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任。1926年7月，《新青年》终刊。此前，新青年社已先结束业务。

　　设于中共一大会址的新时代丛书社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筹备中共一大期间，李汉俊主动提出将他与胞兄李书城（同盟会元老）的寓所即上海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李公馆”客厅，作为开会的场所。为了掩护中共一大会址，李汉俊、李达等在此创办了新时代丛书社。

　　1921年6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登载《“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6月28日，北京《晨报》也登载了此文。《“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申明：“起意编辑这个丛书，不外以下三层意思：一、想普及新文化运动，我们以为未曾‘普及’而先讲‘提高’，结果只把几个人‘提高’罢了，一般人民未必受到益处；我们又相信一个社会里大多数的人民连常识都不曾完备的时候，高深学问常有贵族化的危险。纵有学者产生，常变成了知识阶级的贵族；所以觉得新文化应该先求普及。二、为有志研究高深些学问的人们供给下手的途径，这是和上面说的一层互相关联的，普及两字在别一意义上就是筑根基，各种讲科学讲思想的入门书在现今确是很需要，便是主张‘提高’的，这一步也是跨不过。三、想节省读书界的时间与经济，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不但进学校读书的权利不是人人都有，就连看点自修书的时间和经济也不能人人都有的。这个丛书的又一目的，就是希望能帮助一般读者只费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代价，取得较高的常识和各科学的门径。”

　　《“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同时还公布了“本丛书内容包括文艺、科学、哲学、社会问题及其他日常生活所不可缺之知识；不限册数，或编或译，每册约载三万字”；“编辑人（以姓氏笔画繁简为序）”是李大钊、李季、李达、李汉俊、邵力子、沈玄庐、周作人、周佛海、周建人、沈雁冰、夏丏尊、陈望道、陈独秀、戴季陶、经亨颐；通信处为“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按：即望志路108号后门弄堂门牌）转”（后移至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处）。

　　在1922年1月至1923年12月，新时代丛书社陆续编译、出版了九种书籍。“新时代丛书”第一种，是日本堺利彦著、李达译的《女性中心说》，1922年1月出版，“译者序”注明为1921年7月6日所撰，这显示中共一大召开时它早已译毕，万一遭密探深究，便可作该社真实存在、正常运转的一件物证；第二种，是日本高畠素文著、夏丏尊和李继桢译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1922年3月出版；第三种，是英国派纳柯克著、施存统译的《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1922年1月出版；第四种，是日本高畠素文著、施存统译的《马克思学说概要》，1922年4月出版；第五种，是英国唐凯司德著、周建人译的《遗传论》，1922年6月出版；第六种，是日本安部矶雄著、李达译的《产儿制限论》，1922年10月出版；第七种，是英国麦开柏著、太朴译的《进化》，1922年12月出版；第八种，是日本山川菊荣著、祁森焕译的《妇人和社会主义》，1923年11月出版；第九种，是瑞典爱伦凯著、沈泽民译的《儿童教育》，1923年12月出版。这些书籍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1922年6月，“新时代丛书”第五种《遗传论》出版时，通信处开始变更为“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转新时代丛书社”；因此时李汉俊已赴鄂，但他离沪前，仍于6月6日在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介绍了“新时代丛书”第二种《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第三种《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

　　如今，上海图书馆仍收藏着整套“新时代丛书”，这些书籍均为32开本。“新时代丛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既体现了曾公布的宗旨“增进国人普通知识”，又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第二，每册仅数万字，页数不多却内容充实，文字通俗易懂；第三，封面设计既新颖别致又生动体现编辑宗旨，黑体书名非常醒目，中间有地球图案，上标“新时代丛书”五字，那紧握的双手图案象征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第四，相关书籍全部采用“马克思”译名，这与现在的规范译名已一致，而此前出版界则有“马客偲”（见李提摩太、蔡尔康合译的《大同学》）、“玛古斯”（见杜士珍译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马陆科斯”（见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等译名，有些混乱。正因如此，新时代丛书社的书籍绝大多数都曾再版，《女性中心说》和《遗传论》还曾推出第三版。

　　第一个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的出版机构，多称“书局”“书社”“书店”“印书馆”等。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为了有系统地编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决定在上海建立人民出版社，由曾参与编辑《新青年》、主编《共产党》的李达负责。从此，“出版社”的名称正式出现，并逐渐流行。

　　李达于1920年夏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在中共一大会议中被选为中央局成员、宣传主任。李达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的寓所，成为人民出版社社址。

　　1921年9月，《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登载《人民出版社通告》，阐明了其宗旨和任务：“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仁）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的）趋向，测定潮势底（的）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的）要求。”

　　19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经李达的具体筹划，人民出版社拟定了内容丰富的出版计划，准备推出“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译，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其他读物9种。由于受经费、人手等方面的限制，最终这批书籍未能全部出齐。

　　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及：仅数月时间，人民出版社已出版书籍12种，各印3000册。据考，人民出版社实际出版书籍近20种，其中不仅有《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袁让译）、《劳农会之建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李达译）、《讨论进行计划书》（包括列宁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和《论策略书》，沈泽民译）、《共产党礼拜六》（即列宁的《伟大的创举》，王静译）、《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成就与困难》，李墨耕译）最早中译单行本等，还有重印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以及《劳动运动史》《俄国革命纪念》《两个工人谈话》《李卜克内西纪念》4种小册子；另外，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和声援各地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先后印制了大量宣传品。

　　李达在负责人民出版社期间，常废寝忘食地工作，所编印的书籍都通过可靠关系秘密运送到各地。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提及：“‘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那时，广州是孙中山领导的根据地，人民出版社为了确保安全，编辑的书籍标明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址写作“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使敌人无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进行查禁。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函邀前往长沙，到湖南自修大学工作；翌年夏，人民出版社并入已迁至广州的新青年社。

　　当年，人民出版社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善于进行编辑策划，在短时间内便拟就“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这3套丛书的大型出版计划，尽管最终因受条件限制未能全部完成，但已印行不少重要书籍；第二，高度重视编译质量，在推出马列著作时既讲究词语浅显又要求译文准确，译书工作主要依靠有较高外语水平的党内同志（如李达、沈泽民、李汉俊等）；第三，及时打通发行渠道，既利用书店又依托各地党组织，使出版物能迅速送至党内同志和进步青年手中，并达到不小的印数。正因如此，蔡和森在1926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评价：“人民出版社……为我党言论机关，出版了很多书籍，对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

　　（本文作者为第十二届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