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保尔”罗健夫

航天工业部771所的罗健夫，淡泊名利、勇于攻关，为我国航天工业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式的保尔”。

——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第252页

罗健夫1935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城关镇，1951年参军，1956年考入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大学毕业后，先后在西北大学、中国科学院西安电子计算机技术所、航天工业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工作。1982年6月因病去世。他的一生矢志不移、本色不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被誉为“中国式的保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刻苦钻研的科技专家。罗健夫一生热爱学习、酷爱钻研，在部队时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高中全部课程，考入西北大学。纵观他的科研经历，从开始主修原子核物理专业，到后来研究计算机电源、半导体设备，再到专攻图形发生器设计，不管专业领域怎么变化，罗健夫始终坚持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专一行，凭借着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永不服输的奋斗精神在科研道路上不断前行。

为了钻研业务，罗健夫恨不得把每一分钟都利用起来，经常利用坐公交车等零碎时间研读专业书籍。1968年，在参加北京电机厂技术攻关期间，有一次他在公交车上看书坐过了几站才发现，下车等车时，又因为低头看书，接连错过了几趟车，最后还是原来那趟车调头返程时，售票员又看见了他才把他喊上车。

1969年，罗健夫随单位从北京迁往临潼，开始主持图形发生器的研制任务。为了填补国家在这方面的空白，他夜以继日地刻苦钻研，迅速掌握了精密机械制造、电子线路应用、集成电路设计、自动化控制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甚至为了解国外的前沿技术，还挤出时间自学掌握了第二外语。4000多个日夜，他的所有周末和休息时间都是在书店和图书资料室度过的，同事们任何时候见到罗健夫，都是看到他夹着或怀里抱着学习资料。在大家的印象中，罗健夫永远都是对工作充满激情、对钻研不知疲倦。

正是在罗健夫这种潜心学习、忘我钻研精神的带动下，771研究所从零开始，先后在1972年研制出国内首台图形发生器、1975年又研发出Ⅱ型图形发生器，成功实现了国内这方面技术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为国内航天电子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1978年，罗健夫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但他并未满足于已有成绩、就此止步，为了进一步提升图形发生器的精密性能，他毅然向Ⅲ型图形发生器发起冲击，至离世时已独立完成全部电控有关设计。

“老罗工作起来不要命”。如果以一本书来比照罗健夫的生平，那一定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始终像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一样，一刻不停地去战斗、去拼搏、去奉献。他在笔记本上抄写下书中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罗健夫40多年的人生经历，也是时时处处都在践行着这一诺言。

同事们都说，“老罗工作起来不要命”。他就像一颗永不停转的陀螺，始终不知疲倦地奋战在科技攻关一线。1968年，罗健夫和一名同志在北京电机厂开展项目攻关时，在最后调试的两个月里，他平均每天只休息四个小时；在研制图形发生器时，他经常一个星期连轴转，饿了就咬口馍就口咸菜，困了就在塑料板上随地一躺，就连中秋节都没有和家人团聚，啃着馒头度过的。

长期的辛勤工作让罗健夫身体出了状况。1981年，他开始觉察到胸部有疼痛症状，当时正当Ⅲ型图形发生器研制最为紧张的阶段，为了尽快完成科研任务，他不舍得抽出时间去看病，没有告诉领导和同事，甚至没有告诉自己家人。到了北京后病情加重，白天他一手顶着胸部、一手操作机械，晚上他一边查资料一边熬中药，在大家的反复劝说下，他硬挺了三个多月才去看病，却没想到已是癌症晚期。得知这个消息后，他说：“我的生命不属于个人，是属于党，属于人民的”。

在患病住院期间，罗健夫依然没有停止工作，只要同事来看他，他就聊工作，希望自己能在临终之前将想到的技术知识全都传授给同志们。曾经有一位和罗健夫共同研制图形发生器的同事来医院看望他，本来还有几个问题想跟他探讨，但看他疼痛难忍实在不好意思张口。罗健夫却主动拿出图纸，从图形发生器的设计逻辑，到图纸上未来得及标明的部分，以及怎样处理调制过程中遇到的麻烦，谈了两个多小时。他在最后疼痛难忍时也拒绝打镇痛剂，他说：“那个东西刺激神经，对大脑不利，现在我需要保持头脑清醒，多想想图形发生器调制中的一些问题，我不能工作了，还能给同志们当参谋”。

“我不当‘官’比当‘官’有利”。在职务、名利面前，罗健夫甘愿当“普通一兵”，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表现自己，把名利和荣誉看得很淡。

作为Ⅱ型图形发生器的项目负责人，在申报国家科技成果时，罗健夫坚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项目团队最后。每次介绍成果时，他总是将功劳推给同事，把同事负责部分极力推介，唯独不谈自己的成绩。当别人问他负责的那部分时，他也只是推托说：“自己做的不多，没有别人的帮助是不行的，这项工作就是交给别的同志同样也能完成”。对于奖金，他常常对自己应该拿的那份一分不要，全部上交组织。

1977年，罗健夫所在单位根据政策准备调升部分职工工资。了解到情况后，罗健夫却主动找到组织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国家有困难，我应该为国家分忧，调资面不大，应该让给其他有贡献，经济更困难的同志”。实际上，罗健夫一家也很不富裕：夫妻二人工资加起来才130元，上有老人需要照顾，下有两个孩子正在上学，爱人还需要资助下乡的兄弟姐妹，罗健夫还要贴补照料患了癌症的弟弟一家。但在待遇面前，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比自己更加困难的同志，党委在经过认真研究后，最终批准了罗健夫让出调资名额的请求。

1978年，所里准备将罗健夫提拔为第六研究室主任，被他婉言拒绝，甘愿继续从事具体科研工作。三年后，组织上再次准备考虑提拔他，领导多次找他谈话征求他意见，每次他都一口回绝，并明确表示：“我不是不服从组织安排，我能力不行。从党的科研事业考虑，我不当‘官’比当‘官’有利。让我集中精力在科研上为国家多做些工作吧”。临终前几天，一位同志要为他买一种治疗药物，罗健夫婉言谢绝，并希望把省下的钱和药留给别的病人用。在生命垂危之际，他还以一片赤诚之心向党组织缴纳了最后一次党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