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革命时期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伟人。但他是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实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出正确的革命道路。

　　从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论语·为政》中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流传甚广的话，常被人们说明志于学之年、而立之年、不惑之年、知天命之年、耳顺之年、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的人生发展过程。毛泽东少年学过《论语》，熟悉这句话，但不相信“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观点，认为这是吹牛。

　　党的七大前夜，毛泽东说：“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为什么毛泽东不相信“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观点呢？因为这不符合实际，有碍于通过自我批评，总结经验，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做到实事求是。

　　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一直强调生而知之、从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他多次讲自己小时候曾信神拜佛。新中国成立前夜，周恩来说：“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

　　后来，毛泽东同外宾谈话时曾说：“还有一篇故事，说我八岁就不相信神，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但当时我还是相信神的，后来又曾经是唯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那篇文章说的话不符合实际。那也是一种迷信，那样是不好的。”这是毛泽东通过自我批评达到的对其少年时期实事求是的评价。

　　青年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对中国革命道路怎么走，开始时也是受俄国革命道路的影响，以城市为中心，主要精力放在搞工人运动上。周恩来说：“‘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还没有顾到另一方面。”

　　“善补过”“不贰过”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毛泽东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是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总结血的经验教训，认清中国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极端重要性后，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

　　毛泽东说：“民主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最后才得到胜利。”毛泽东说的民主革命开始时“翻过斤斗”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他是在五卅运动的失败后认识到发动农民的极端重要，在遭受四一二的镇压后认识到武装斗争是极端重要的。关键在于毛泽东“善补过”、“不贰过”，很快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发动农民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开辟了井冈山革命道路。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发表时，曾有这样一段话：“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受商人剥削非常厉害，不得不消极的自卫。看这个趋势，农村将完全退缩到自足经济时代，除盐以外，农村将抵制一切商品进乡，同时又将尽量阻止农产品进城，如现在把谷米阻得天死地煞一样。”

　　后来毛泽东修正了这个观点，还对此作过自我批评：“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斗争道路。但怎样搞武装斗争？开始时并没有摸清楚。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起初，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攻打长沙，失败了。这说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秋收起义决策者，在怎样搞武装斗争上开始时也是受到苏联以城市为中心模式的影响的。关键又是毛泽东“善补过”、“不贰过”，总结打大城市失败的教训，认清敌强我弱的形势，选择到敌人力量弱、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有利于进可攻、退可守的农村创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于是，经过调查研究选择了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作为武装斗争的根据地。

　　上井冈山后，怎样建立根据地搞武装斗争？当时居领导地位的“左”倾盲动主义要求对地主实行抢、烧、杀的恐怖政策，来使他们丧胆；甚至主张烧农民的房子，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毛泽东也一度执行过这样的政策。

　　后来，他自我批评道：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没有鼓掌赞成，反而低头散去。关键还是毛泽东“善补过”、“不贰过”，他给红军讲课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指产业工人，并不是无产的游民。执行烧杀政策是很危险的，它只能使革命斗争变成恐怖行动，脱离人民大众，把自己孤立起来，实际上是帮助了敌人。

　　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三月湖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

　　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

　　毛泽东原来是教书先生，当过小学教员，没想过后来要搞军事工作。军事工作怎样搞？

　　他曾批评自己1927年搞秋收起义，第一仗打了败仗；批评自己到井冈山，头一仗也是打了败仗。后来，他还自我批评道：“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伟大，善于把败仗变成胜仗的经验基础。他的盘旋式打圈子，“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法；他的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处理战略和战术关系的原则；他的立足其特点和立足其发展的军事指导路线，无不在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根本途径。有“分田分地真忙”，才有“唤起工农千百万”。

　　怎样分田分地？毛泽东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时，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进行分配；土地权属于工农兵政府而不是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这些缺陷在他主持的《兴国土地法》中得到了改正。对《井冈山土地法》，毛泽东曾自我批评道：“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

　　在残酷、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存在着敌特企图打入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破坏的问题，有必要开展肃反工作。但在肃反工作中也犯过个别搞错了的或扩大化了的错误。

　　毛泽东对此多次进行自我批评。1945年2月，毛泽东说：“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他还指出：“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了的，都要修正错误，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做什么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自我批评道：“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

　　（摘编自《党史博采》（上）2023第4期 曹应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