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兴福教学法的形成、推广和发展

著名的郭兴福教学法在20世纪60年代初诞生于原南京军区，它摸索出了一套符合实际的正规化训练方法，回答了和平时期兵怎么练的问题，解决了练兵方法、练兵动力和练兵方向等问题。这一教学法还扮演“火车头”的角色，在推广中带动全军军事训练，推动催生了同时代的群众性大练兵、大比武活动，使军事训练真正摆到了部队工作的中心位置，大大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我军军事训练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2009年7月，郭兴福入选全军“100位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2019年，郭兴福被中共中央宣传部等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

萌芽：孕育于群众性练兵活动

20世纪50年代，我军军事训练面临由战争年代“以战教战”向和平时期“以训备战”的战略转变，但因缺乏正规化军事训练的经验，因而采取了全方位学习苏军的做法。1958年，全军开始检讨学习苏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失误，随后提出“以我为主”为核心的军事训练方针。在这一新的军事训练方针指导下，我军重新编写条令和教材，中央军委发出新的训练指示，提出恢复和发扬我军群众性练兵的优良传统。广大官兵训练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被激发出来，训练热情高涨，但具体训练方法还不明确。在此背景下，1961年初，南京军区第12军军长李德生在部署年度训练任务时指出，落实军委训练方针、原则、要求，必须改革训练方法，于是要求9个步兵团的团长每人抓一个班的试点。李德生则亲自率领军、师、团三级联合工作组到训练工作较好的第34师第100团第2连蹲点。

时任第2连副连长的郭兴福在平时教学训练和考核验收评比过程中，脑子灵活、示范动作好、领悟问题快、接受能力强，表现出一个优秀教练员的潜力和素质，是个好“苗子”。郭兴福，山东邹平人，1930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幼年丧父，只读了3个月的书就在家拾柴、放猪，14岁时被国民党抓壮丁到吴化文部当兵，1948年9月济南战役时随部起义，加入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194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进入陆军第14步兵学校学习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第12军第34师教导营任排长，后又调到第100团第2连任副连长。郭兴福既有较为丰富的实战经验，又有一定的“科班”训练基础，还在教导队获得了教学经验，素质全面过硬。

形成：凝结集体智慧的结晶

李德生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决心以战术训练为突破口，采取“抓典型、树标兵，突破一点、推动全盘”的思路，在第2连进行单兵、小组和班的战术训练改革，由第12军作训参谋宋文皋教班战术、第34师作训科参谋吴亚东教单兵战术、第2连副连长郭兴福教战斗小组课目。1961年5月，李德生集中营以上军事主官开现场观摩会，对3个小组的训练成果进行考核评比，认为郭兴福的小组进攻战术最好。通过这次现场会，李德生确定了改革训练的思路，将“伍先华班”（编制序列为第2连第3班，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舍身爆破的英雄伍先华命名）作为改革试点班，由郭兴福担任教练员，继续对训练方法和内容进行充实完善。这是郭兴福教学法迈出的第一步。

郭兴福吸收了另外两个试验课目的优点，认真研究大家提出的改进意见，把练思想、练作风与练战术、练技术结合起来，经过多方努力，学会了将政治工作渗透到训练中，能针对每个战士的思想状况、身体条件、接受能力和性格特点等因人施教，在教学上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成功的办法，后总结为“军事和政治、理论和实际、行动和思想、战术和技术、演练和讲解、言教和身教都结合得很好”的基层练兵法。1961年夏，总参谋部军训部处长、《军训通讯》杂志副主编郝云虹观看郭兴福现场表演后，提议命名为“郭兴福教学法”并获得李德生军长肯定。郭兴福本人坦率地说，虽然我们的单兵进攻作业开始的教学法被冠上我的名字，但这种方法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可以说，郭兴福教学法是第12军官兵共同努力的结果。

推广：在普及中发展提高

1961年10月2日，总参谋部军训部刊出了一期扩大发行到连级的《军训通讯》增刊（《军训通讯》一般发到团以上单位），名为《单兵、小分队战术训练法参考资料》，介绍了第100团第2连单兵战术训练的经验，并以《野外作业实施笔记》的形式记录作业进程和郭兴福同战士们的问答内容，配发《既严又活》的专论代表机关的权威性表态，首次公开向全军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郭兴福教学法》，就以此为蓝本。

之后，郭兴福教学法首先在南京军区范围内得到推广。南京军区敏锐地认识到这是落实“以我为主”方针的新路，推广之后涌现了许多“郭兴福式”的教练员和先进分队。1962年3月，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认真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指示，号召全区部队迅速掀起学习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热潮，此后又下发多份关于普及郭兴福教学法的文件。在南京举办的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集训队，由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杜平分别担任队长、政委，亲身示范。此外，从1962年起，南京军区多次召开现场会，摸索出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经验，从只有单兵、小组和班战术课目到涵盖步兵、炮兵、装甲兵、工兵、防化兵、通信兵等各个兵种。在此过程中，郭兴福教学法也通过吸纳和集中南京军区其他部队在军事训练中的优点，不断充实和提高，并归纳为八条经验：摸清底细，因人施教；分清层次，由简到繁；归纳要领，多做样子；情况诱导，正误对比；重点提问，反复练习；民主教学，运用骨干；评比竞赛，广树标兵；宣传鼓动，做思想工作。

同时，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活动逐步向全军扩展。从1963年开始，根据总参谋部的安排，郭兴福教学小组相继赴广州、武汉、沈阳等军区部队进行了汇报演示，进一步扩大影响。12月24日，时任中央军委常委、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叶剑英，以全军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专程赴镇江观看郭兴福教学法战术作业表演。他发现这一教学方法具有鲜明特点，随即于27日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并建议在全军推广。毛泽东仔细阅读报告并对郭兴福的教学方法给予很高的评价，看到报告中把兵练得“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时在下面画了一条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看到郭兴福教学法“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时，又写下批示“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还对罗瑞卿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副主席也完全赞同叶剑英的报告。

据此，中央军委于1964年1月3日下达《全军应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军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运动。1964年1月25日至30日，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赴南京，以总参谋部名义主持召开了全军“推广郭兴福和郭兴福式的教学方法现场会议”，对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进行动员和部署，把郭兴福教学法正式推向全军。会前，毛泽东专门交代罗瑞卿，起草会议通知时要明确要求各大军区、军兵种、院校的一把手到会（1963年底的镇江现场会多是副职参加）。在这次会议上，罗瑞卿将郭兴福教学法概括为“红、活、硬、细、实”五个字，并要求全军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学习郭兴福、赶上郭兴福、超过郭兴福，各个单位和各行各业都要培养自己的“郭兴福”，把军事训练提高到新的水平。同年2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推广宣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指示》，提出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具体指导，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要结合创造“四好”连队运动来进行，培养更多的神枪手、神炮手和技术能手等。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我军创造出一套抓好军事训练的方法，培养出大批军事训练骨干，将训练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开创了军事训练新局面。

发展：永不过时的群众路线练兵方法

为了更好地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及时指导连队基础训练，叶剑英组织中央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的人员，在研究总结郭兴福教学法规律，吸取群众性练兵活动经验的基础上，于1964年2月拟制了《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条（草案）》，经反复征求意见修改后，5月由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下发。其中的“基层干部要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被提炼为“四会”教学法，掌握该方法的教练员被称为“四会”教练员。郭兴福教学法是在群众性练兵的实践中产生的，而这一教学法的推广和普及，又将群众性练兵活动推向高潮，直接催生了1964年的全军比武大会，使军事训练真正摆到了部队中心工作的位置，部队训练成绩大幅度提高。同时，群众性的练兵活动也影响到社会各行业的岗位训练，促进了全民国防观念的增强。

1991年4月，南京军区召开纪念郭兴福教学法创立30周年暨优秀“四会”教练员汇报大会，介绍了继承和发展郭兴福教学法以及组织正规化训练的经验，表彰了郭兴福式“四会”教练员，对于提高基层军官组训能力和任教能力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6月11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转发了南京军区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活动情况的报告，充分肯定了郭兴福教学法在推动军事训练和部队全面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郭兴福教学法，主要是掌握和理解它的实质，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以继承和发展。叶剑英指出，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比较集中而全面贯彻了军委提出的方针、原则，彻底抛弃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影响，是我军教学方法的重大改革。郭兴福教学法符合我军的实际，走出了一条在没有战争实践的条件下学习作战技术与战术，把兵练活、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新的路子，继承并发扬了我军群众路线练兵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