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积极应对人才队伍危局

　　长征时期由于斗争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为求生存和发展，在严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以务实的态度应对人才队伍危局，采取系列措施对人才队伍建设进行实践探索。

　　爱护关照红军队伍中的知识分子

　　长征中党特别注意优待知识分子，主要包括学者，医生、无线电等技术人员。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李富春等人在指示中再三强调：“各级首长，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应加强对特种技术人员的领导，要他们参加各项政治的研究与政治活动，特别要向他们说明目前的创造川西北以至全四川的苏区根据地的胜利条件，加强他们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在当时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对于技术特别好的人员，“可给予用苏维埃纸票兑换现洋的便利，同时将打土豪得来的实物、用具多分配给他们一些”，对“已规定了马匹、特务员、练习生与行李担子的技术人员，应不使他们感觉缺乏”。长征中曾担任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指导员的李坚真曾回忆说，“长征中无论战斗多么激烈，情况多么危机，作为技术人员的红军报务员不能丢，在四渡赤水期间，她曾经亲自带着警卫班战士把负伤的报务员全部背回来”。

　　红军队伍中有各种知识分子，包括文学家、画家及各种有专门技术的人才，如文学家成仿吾，画家黄镇等。他们在长征中给战士们讲述自己的留学及弃文从武故事，感染了许多红军战士，揭穿了国民党报刊污蔑红军“排挤和杀戮知识分子”的谎言。正如长征回忆中所论：“在红军队伍中不仅有文学家、军事专门家、政治家，同时还有许多留学德、法各国的工程师、化学师。共产党不但没有排挤这些人材，相反的，特别优待他们。”

　　尊重长征沿线的知识分子

　　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黎平时，尽管戎马倥偬，几位领导同志仍然没有忘记这座边远山城里住着一位曾留学日本的赵学烺先生，当中央机关及军委纵队进入黎平后，时任中央红军干部团政治教员的成仿吾派了两位干部四处打听赵学烺的住处。

　　赵学烺的住处找到后，成仿吾同志因事务繁忙不能抽身，便两次派人拿着他的名片造访，但赵学烺对红军不了解，托故不见。事后谈起此事，赵学烺懊悔不已道: “红军那么思才若渴，实在是辜负了人家的厚意，要不是错过那次机会，那么我至少也可以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多少贡献出自己的一点力量。”

　　住在黄平城关的彭冠杰先生，其家族世代以教书为业，黄平之战前，他到乡下躲避。红军进城后，了解了彭冠杰的这一情况，一位红军首长亲自上门安慰留在家中的他的母亲，说:“红军对教书先生是尊敬的。”

　　彭冠杰家工薪收入微薄，家境贫寒，这位红军首长当即送给他母亲一件灰布上衣，后来红军又给他家挑去一担谷子。

　　中央红军1935年长征到达遵义时，与遵义县八里乡街上开药铺行医的李焕亭中医结下深厚情谊。红三军团某部几位红军借宿于李焕亭家中，其中有一位是红军军医，其与李焕亭老人交谈投合，李焕亭将自己所藏线装医书给红军军医翻看，红军军医生临走时亦赠送了李焕亭老人一本卫校教材《内科学》上册，现珍藏于遵义会议纪念馆。

　　这本教材是红军1933年10月于茶岭编辑印发的。其见证了红军长征中尊重知识，爱护书籍，与知识分子建立的深情厚谊。

　　激发知识分子觉悟，引导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

　　红军长征期间，党注意对知识分子的安排使用并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1935年1月14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强调“对富农、商人、知识分子等，采取许多灵活的策略”，注意“吸引城市知识分子来参加发动群众的工作”。

　　中央红军在遵义期间，对青年师生进行教育指导，通过“红军之友社”等组织，教育和引导一部分进步教师和学生走上革命道路。他们有的参加红军游击队；有的参加“打土豪”等群众工作；有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红军长征及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贡献；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

　　红军在遵义期间，徐特立严格执行党的文化教育政策，注意团结进步知识分子，拜访教育界知名人士，如汉学家赵乃康和教育家朱穆伯，耐心向他们解释党的文化教育政策，并希望他们团结更多的文化教育界人士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最终，朱穆伯放弃了国民党当局给予的高官厚禄，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地下斗争。

　　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毕节后，努力争取当地旧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周素园。周素园是清朝末年的秀才，曾在贵阳办过《黔报》，在北洋政府中供职，出任过军阀袁祖铭部的秘书长，后回到毕节家乡，闭门读书。周素园家里有许多马列主义书籍，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多年，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红军有认同感，在红军“抗日反蒋”政策的感召下，周素园应邀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后不顾年迈，随红二、六军团参加长征，利用自己的关系，给云南龙云、孙渡写信，宣传共产党的“抗日反蒋”主张。

　　保护长征沿途的书籍等文化设施

　　中央红军在遵义期间，爱书如命的徐特立特别注意保护当地古籍图书。徐特立听说曾在周西成执政时期担任民政厅长的杨干之告老还乡注释《巢经巢诗》时，特地到杨家拜访，看见杨家院内遍地是书，书房内更是书山书海，不乏珍本孤本，徐特立十分担心这些珍贵图书在战乱中遭受损失。

　　后来，徐特立又去拜访遵义县书法家王石珊，见几位年轻战士正烧书取暖，十分生气，当即制止了战士的行为。为了保存好遵义的这批珍贵文化典籍，徐特立对遵义教育界知名人士赵乃康等人做工作，将遵义城散乱在各家的书籍集中到文庙保存。新中国成立后，这批书籍成为遵义图书馆成立时的重要藏品。赵乃康甚为感动，写了首诗: “军中忙无暇，积极救文化，维护文物功，当不在禹下”。

　　此外，红军长征在云南时，中央红军红九军团王首道在云南沾益县播乐学校接见了学校教师温培群等，鼓励他办好学校，还送给学校相关革命书籍，如《革命领袖传》《土地问题》《共产国际纲领》等，临走时王首道还给进步教师李润生留下一个亲笔字条:“以后，各军到此，请指示工作”，给当地知识分子以极大鼓舞。

　　重视学习，利用行军和作战间隙开展各种方式的文化学习

　　长征途中，红军沿用和创新各种学习方式来扫除“文盲”，普及红军战士的文化教育，提高官兵的知识文化水平。如利用长征行军间隙在连队中开办列宁室，组织连队思想政治工作及文化娱乐活动。

　　在行军途中，张闻天同志提倡“看后背”，即每个红军战士背后背一块写字纸板，开展学文化。钟有煌也指出，中央红军长征中打仗行军之余，不忘学习文化，常常可以看到战士们的背包上都挂有识字牌，边走路边学习，文化水平提高很快，以至于在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被称赞说:“你们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都是知识分子。”

　　红军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如毛泽东长征每到一地，都要警卫搜集各种书籍报纸学习知识。“长征四老”的董必武也在长征途中一直坚持读书学习，但因战争紧张，天天行军，有时连个菜油灯都找不到，看不了书，把他憋坏了。

　　据董必武勤务员钟珠瑞回忆，“他除去早上、傍晚同林老、徐老、谢老一起散散步，议论议论形势外，其他时间几乎全部用来读书、练书法。董老的俄语水平很高，一本像砖一样厚的俄文版马列著作，他三两天就读完了。他的学习方法是，用俄语诵读，读一阵，用毛笔写一些什么，接着又读。读累了，便端坐案前，屏息静气，悬握毛笔，写上百把个正楷小字。从早到晚，天天如此”。

　　（摘编自《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 谢东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