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档案中的人民政协

　　形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定稿前的修改稿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记录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

　　《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提案全文

　　阅读新中国诞生时期的人民政协档案，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个火热的年代。看似冰冷的档案，不仅温暖阅者的内心，还依旧鲜活地绽放着美丽与魅力。就让我们轻轻撩开她身上的红盖头，来倾听它饱含深情地诉说——

　　第一档： 五一口号·马迭尔宾馆·《诸问题》

　　1948年4月，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的廖承志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询问在五一劳动节到来之时，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廖承志的电文引起毛泽东主席的注意。很快，一份《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放在了毛泽东主席的案头。这是一份原本共有24条的初稿，毛泽东主席把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将第二十中条“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之后将口号的第5条进行了较大修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在“五一口号”发出后，第一个回应的是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嘉庚。第二天，民革、民盟、民进、民促、致公党等各民主党派向全国发表通电，还有更多的团体和个人，也纷纷发表声明拥护共产党的号召。

　　“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从1948年秋天开始，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数百名远在香港、上海和海外等地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大会，为共商建国大计，踏上了奔赴解放区的秘密之旅。回忆当年，有人写下这样的语句：“那是连云彩都向北飞的日子。”

　　向北！向北！没有人能否认，在这场政治大迁徙的背后蕴藏着一个千古真理，这就是人心向背才是历史的真正裁决。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旅途中拍摄的照片成了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一张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路线图，则也清楚明晰地记载了北上之路的兴奋与艰辛。

　　北上的主题非常明确，筹备政协会议。

　　1948年秋冬时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定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高岗、李富春就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重大问题，与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开始进行实质性协商。

　　10月8日，周恩来率中央统战部草拟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和《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两个文件。两个文件，经毛泽东审改后，发给了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李富春。中央指示高岗、李富春就文件中提到的新政协诸问题，与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举行商谈，并指示“他们如有不明了之处，你们应善为解释。”与此同时，周恩来及中央统战部的同志与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等进行了会谈协商。

　　11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恳谈一两次，征得民主人士对新政协的意见并请民主人士提出筹备新政协会议的名单。十天后，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会议室，高岗、李富春根据党中央的电报指示精神，邀请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和高崇民，举行了第一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交换了意见。

　　这次座谈会，标志着协商筹开新政协会议由此开端。

　　23日，第二次座谈会举行。大家对新政协的原则、新政协的参加范围、新政协重要讨论事项、如何成立中央政府，以及筹备会的组成等具体事宜进行讨论，发言非常踊跃，会场气氛热烈。

　　11月15日，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举行了第三次座谈会。

　　经过三次重要协商及以后的几次座谈，并结合香港等方面讨论的情况和意见，中共中央由高岗、李富春为代表，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李德全、朱学范8人，在25日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至此，这项牵动人心，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代表协商开启建国程序的文件，经多次讨论顺利结束。

　　这份酝酿于西柏坡及李家庄，往返于西柏坡、哈尔滨、香港等地，最终在哈尔滨达成的文件，是民主人士到东北解放区后；在新政协筹备活动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它为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乃至新中国的诞生，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如今，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就悬挂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会议室，向观者实时叙述着其诞生的过程和在其协商进程中的点点滴滴。

　　第二档：旧政协·新政协·人民政协

　　“政治协商”“新政协”“人民政协”的变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中有怎样的“故事”呢？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到会代表共38人。其中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代表9人。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开幕式上致辞说：“这样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政治历史上还是创举……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无派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在31日闭幕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有利于和平民主的五项协议。

　　这次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恰是除夕，所以在重庆街头人们将抗战胜利的喜悦与和平建国的预期，叠加交汇在一起，由此在重庆街头呈现了酒宴歌舞、爆竹冲天、彻夜难眠的景象。

　　然而，这一景象如虚幻一般，很快消失殆尽。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946年3月1日至17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竟把政协刚刚通过的决议称之为“党国自杀”，叫嚷“不能把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全会通过的宣言和十三项决议案几乎推翻了所有政协协议。对此，就连前来“调处”国共关系的美国特使马歇尔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内顽固分子则竭力破坏政协纲领”。由于国民党当局一意追求独裁，各民主党派领袖不得不纷纷远避香港。

　　“五一口号”发出后，毛泽东致电时在香港的李济深和沈钧儒的信中仍称“政治协商会议”。对此称谓，毛泽东主席这样解释说：“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但很快，在表述上就有了“新政协”的称谓。周恩来说，“（新）政协是沿用了旧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但“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已经让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可是大家都熟悉这一组织形式，所以今天我们沿用了这个名称，而增加了新的内容”。

　　“新政协”和“旧政协”当然具有本质的不同。最显著的一点，是国民党主持的“旧政协”是民主和伪民主妥协，而把“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排除在外的“新政协”，将是在中共的领导下，民主的各阶级、各阶层共商国是。

　　1948年8月后，随着各界民主人士相继应邀进入解放区，中共中央就筹备召开新政协问题同他们进行了进一步商讨，并很快达成协议。由于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迅速，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北平也在1949年初宣告解放。由此，新政协会议召开的地点，便由哈尔滨移至北平。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道：“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同在这一天，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在发言中率先在“新政协”之前冠之“中国人民的”这一界定。他说：“今天是中国人民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的日子”。“我们今天开始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样的一种人民的大协商会议。”“今天所开始筹备的这个新政协会议，虽然不是通过全民普选而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因为它将尽可能广泛地包括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人民团体、乃至各种职业、各种信仰的广大人民的代表，它的实际威信，一定是不亚于一个人民代表大会的。”

　　沈钧儒这个不长的发言，“人民”一词竟出现了26次之多。而他所提到的“中国人民的政治协商会议”“人民的大协商会议”，更是充分表达了民主人士对即将诞生的新政权的人民性的认同与期盼。

　　基于此，1949年9月17日的政协筹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宣布“新政协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原来叫作新政治协商会议，在第一次筹备会全体会议中也这样叫过”，但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经过讨论，认为以一个“新”字来区别于旧政协，这种提法不够明确。因为新政协排除了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全国各阶级、各地区都有代表参加，诚为中国人民空前的一大盛会，故而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加上“中国人民”四字，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于这一称谓，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及时向外界进行了公布：“即将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已经由该会议筹备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中国人民政协。”

　　1949年9月21日晚7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22日，第二小组组长谭平山在大会上对中国人民政协，再做进一步解释，道出全体代表的意愿：“筹备会原来授权于本小组的，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现在已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其理由应为：“新政协是针对着旧政协而言，旧政协包括国民党反动派在内，是带有妥协性的；新政协是把国民党反动派除外，是革命性的。为了一新人民的耳目，故有改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必要。再者，这次出席代表六百六十余人，就成分来说，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到民族资产阶级都有代表出席；就地区来说，东北到黑龙江，西北到新疆，东南到琼崖、台湾，各省区都有出席代表，包括少数民族及国外侨胞。这是四面八方的大团结，诚为中国人民空前的一大盛会，故应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更能名副其实。”

　　会议名称，经过充分协商确定，并最终成为广泛的政治共识，这就是民主的体现，更是“人民至上”的体现。由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组织程序正式改名后，具有了执行“最高国家政权机关”的职权，并赋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能制定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并据此选举产生新的国家政权的历史使命。

　　第三档：提案·决议案·建议案

　　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的代表，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能书善论，情况精准，分析确凿，指向明晰，由此引出的提案，就有了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也正是出于对新中国工作的直接参与，郭沫若等44人，在政协会议上率先提出《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大会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第一个提案。

　　这个第一的提案，成为档案馆的珍藏。打开这份档案，字迹清晰，读之有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拟请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名义急电在开会中的联合国大会，或用宣言普告全世界，否认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权，并要求重新由人民中国派代表参加，在人民中国正式代表参加大会之前，所有国民党反动派代表的发言、提案及所能有的关于中国的决议，一概否认。

　　言简意赅，观点鲜明，仅131个字，却超现了中国人民的心声。

　　这件提案，充分显现了提案人的代表性之强。在提案上署名的44人中，各党派团体的首席代表有10人，除领衔提案人郭沫若为无党派民主人士首席代表外，还有民革、民盟、民建、民进、三民主义同志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全国工商界的首席代表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谭平山、蔡廷锴、陈叔通，以及总工会、青年团、全国文联首席代表李立三、冯文彬、沈雁冰。这来自18个单位、覆盖了第一届政协代表的党派、区域、军队、团体、特邀人士、五大界别，成为第一届政协会议全部代表提案中跨界最多的一例。

　　这件提案，可谓五湖四海、济济多士、和衷共济、心同此愿，构成了多党合作，携手维护新中国合法的国际地位和国家权益的生动政治局面。

　　这件提案，可谓开先河，并名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史、中国人民政协史、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史。

　　这件提案，诞生在25日。从9月21日开会，仅四天半的时间，提案的领衔人郭沫若就利用会议间隙，征求各路代表，得以完全同意并签名汇聚而成。这无不呈现出第一届政协会议百端待举、紧张有序、快速和谐的议事氛围，同时，也体现了领衔提案人的亲和力。

　　在这次大会上，致公党还以党派名义递交了一份《由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和实行护侨政策案》，这件提案对维护华侨的合法权益，保护华侨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人民政协历史上最早的党派提案。对这份历史档案原件复读，声音洪亮：

　　近年来国外各地政府排华，华侨生命财产和自由备受蹂躏，拟请大会提出严正护侨声明，并由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和实行护侨政策案。

　　人民政协历史上的第一份党派提案，开创了民主党派团体提案的先河。这件提案不仅对维护华侨的合法权益，保护华侨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丰富中国民主的实现形式、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路径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为党派参政议政体现出党派特色、为党派集体提案提供格式遵循。由此，中国致公党提出的这件提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四项重要决议案：一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决议案：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的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1949年；三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1949年10月9日下午3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一次会议，共推毛泽东为主席。

　　在这次会议上，许广平委员发言：“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

　　林伯渠委员发言附议，要求讨论决定。

　　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

　　当天会议一致决议，通过《请政府明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择施行。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

　　正是这个建议案，新中国有了国庆日，有了国庆节！

　　（本文作者朱彦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民盟盟员，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