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富启迪的读书方法

一代伟人毛泽东喜欢读书，并且博览群书，这在许多书籍、文章中都有介绍。透过他读书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能够学到很多极富启迪的读书方法。

1943年10月，朱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说，毛泽东读的书也不比别人少，且他读得“通”，能使理论与实际合一。读得“通”的关键，就是书本知识与实践活动的贯通，达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读得“通”的标志，就是能够把知识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践能力。这就是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无疑也是毛泽东最为重要的读书理念，他的一切具体的读书方法都是由此展开的。

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在延安，毛泽东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20世纪50年代，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5遍《红楼梦》。此后，他还继续阅读《红楼梦》，并多次建议高级干部阅读《红楼梦》，说要读5遍才有发言权。随着知识的积累、阅历的增加、所处环境的变化和面临任务的不同，在不同时间段读同一本书，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新发现。而且，即使同一时间段内反复读，也会因为对整本书的熟稔，有更加深入的理解甚至是顿悟。其实，这就是对古人所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温故知新”的践行，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掘书的价值，还可能实现“1+1＞2”的效果。

不动笔墨不读书。毛泽东读过的书中布满了大量的批注，体现了读书过程中的“眼到、口到、手到、心到”。读《唐诗别裁集》中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时，他注意到编者的注解“造化亦无知之何”。他在这句话下面画了着重线，批注“此中解释是错误的”。读《新唐书·徐有功传》，他在许多地方逐字加旁圈，每句末加套圈，体现了特别强调的意思，同时写下批语：“‘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目前，已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等多部收录毛泽东读书批注的书籍出版。可见，毛泽东每次读书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怀着调查研究之心，通过动笔墨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看法见解，其中自会有诸多创造性的发挥。

围绕主题多方面阅读。这种阅读方法无疑对全面理解、深入理解书中内容很有帮助。一是，从主题的不同侧面或是对立面进行阅读。1953年，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找来一本《西厢记》，随后又让人再找一部金圣叹批注的《西厢记》，并说金批本与此本有些不同。他还围绕阅读内容与人开展讨论，寻求不同观点的碰撞，亦是出于同样目的。20世纪60年代，他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读懂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二是，阅读能够补充或者延展主题的书籍。他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了联系地理方志来读史、联系地图来读书读报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推动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读《史记·高祖本纪》，他就找项羽的内容阅读，进一步深化对刘邦的认识。

跳出书本阅读。毛泽东反对死读书，生搬硬套。为此，他说过：“有用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用点苦功。”他曾反复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抓住其中科学的、对我国有用的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模糊认识。“实事求是”“任人唯贤”“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古语也都通过他的发掘跳出古籍，成为具有很强感染力和说服力的鲜活词汇。“愚公移山”是《列子·汤问》中的一则寓言。在党的七大闭幕词里，毛泽东用“愚公移山”比喻中国人民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的决心。直至今天，这则寓言仍然激励我们奋斗在新时代。

毛泽东有过人的精力、惊人的记忆力和深刻的领悟力，读书效率很高，但他能读那么多书，也是靠勤奋，靠挤时间。对我们普通读者来说，这后一点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