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学员走近政治经济学的“高峰”

王学文，原名王守椿，1895年5月生，江苏徐州人。1910年赴日本留学，受教于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1927年回国，当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管理委员会主任，后历任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处处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兼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校长、陕甘宁边区银行顾问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北财经学院院长、中央财政经济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马列学院教授等职。1985年2月逝世。

王学文一生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致力于《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财政经济问题等研究，出版有《社会问题概论》《中国经济学概观》《政治经济学研究大纲》等论著。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提出了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论证，这是他的一个突出理论贡献。王学文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许多院校和党校讲授《资本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思想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理论工作者与经济工作人才。

在党校课堂全面深入讲授政治经济学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后，就迅即决定恢复因长征而停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并直接称为“中共中央党校”，由董必武任校长、成仿吾任教务主任。王学文在党校工作期间，先后任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教务主任、管理委员会主任，日常事务性工作很繁杂，但他一直是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主要授课人，为学员讲授政治经济学及《资本论》。

受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因素制约，当时许多人对中央的干部教育方针认识不到位，对于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等论述没有深刻领会，教学上出现教条问题。

王学文在教学中非常注重这个问题。他严格忠实原著，同时讲授方式朴实无华，力求用马克思主义著作科学性、革命性和逻辑性的力量引领学员，绝不哗众取宠。他经常教导学员，学习政治经济学要反对教条式的形式主义作风，如果不注意了解精神实质，未经深入钻研，即便看了书、听了课也还是讲不出来，更不要说运用到实际当中。他说，学习要记得、懂得，问你能答出来，能经得起反驳。听过他讲课的学员都反映他学识渊博，讲课一丝不苟，讲究科学性与准确性，从不夸夸其谈。

王学文非常注意因材施教，每次讲授新课时，总是先了解学员的文化程度、社会经历以及他们的具体要求。讲课时有的放矢，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亲切自然。当时使用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点只讲阶级性、党性，王学文感到讲得不够全面。在与一些同志研讨基础上，他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括为科学性、统一性、完整性、历史性、发展性、预见性、阶级性、党性、国际性、革命性、战斗性、实践性12个特点，并逐个做了解释，相关成果还发表在1940年《中国文化》第2期上。

首次以中国视角著书解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948年8月，王学文任华北财经学院院长兼研究室主任。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干部和大专院校师生迫切需要学习马列主义的读物和课本，就委托王学文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程》。1949年6月，王学文到中央马列学院任教员、研究处副处长，主讲政治经济学，同时继续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程》。

当时，王学文事务性工作很多，同时还要授课，但他仍挤时间编写教材。他计划编写一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分绪论、由原始共产社会经济到封建社会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包括帝国主义时期经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以下简称《绪论》）仅用一年时间就编写出来。

《绪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深入浅出地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特点、任务和研究方法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与各色各样修正主义者的错误观点，被称作是一本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较详细的中国解释书。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王学文所著《绪论》也是国内学者首次以中国视角解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教材。

后来，尽管王学文大部分时间已不再执教，主要做经济研究工作，但他还是热心于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工作。1956年4月，专门撰写《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几点意见》，提出具体编写的叙述上，要注意理论的展开与历史的发展，注意不是经济史（经济发展史）而是经济原理的阐述，要有分析、有综合；要注意有系统地联系中外经济实际，尤其是在联系中国经济实际中，不只限于经济基础或经济本身，还可联系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对于经济政策和经济规律也不能混同起来，要分而论之，强调“理论必须成为经济实际的反映”。这些重要见解，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干部教育培养尤其是经济理论修养方面的教育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科学态度引领学员学习政治经济学

当时，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的学员都是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干部，有些文化水平不高，对学习政治经济学有畏难情绪。

王学文总是对学员们说，政治经济学是科学、是真理，因此就需要科学头脑、科学知识和抽象分析判断等能力。对于没有这种素养、不习惯这样思索分析的人，政治经济学是难懂的；但是难懂，并不是不能学习、不能克服的困难。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努力学习深入钻研，是能够打下基础的。当然这并不是短时期所能做到的，需要长时期不断的努力，坚持不懈地学习下去，日积月累，才会逐步生根长干长枝叶以至开花结果。

当时还有学员觉得，政治经济学和实际的经济政策相距甚远，无法指导实际工作。王学文纠正了这种观点，指出这只是不理解政治经济学的表面看法。他说，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掌握了经济上的原则与规律，就可以知道这些原则与规律是存在于经济现象与经济政策之中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经济现象和经济政策，又可以进一步认识经济原则与经济规律。

对于专门学习研究经济学的同志和实际从事财经工作的同志，王学文在教学上有更高的要求：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经得起追问、深问，否则就只是学到了词句、表面、肤浅的层次，还没有学通。在学通的基础上，还要不断地学习与实际联系，自己不懂，可以请教别人。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一方面要积极提高自己的经济理论，同时要努力熟悉自己的业务，经常地注意理论与实际结合。他还肯定了一些担任领导干部的学员自己动手搞经济研究的做法，指出这样“自己先搞通，再领导别人，并联系到本部门的工作”，学习更有成效。

他和学员在一起的日子，从来都是把自己当成其中的一分子，与大家坦诚相见。那时候，他的窑洞里经常灯火通明、人来人往，是学员们很爱去的场所。

一生潜心研究和传授《资本论》

王学文作为经济学家，在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的同时，潜心于《资本论》研究。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工作如何变动，《资本论》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身边。他精通日语，又懂德文和英文，因此读《资本论》经常是几种文字对照着读，逐章逐句反复推敲。

1958年至1963年，王学文先后在中宣部、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等处讲授《资本论》。他始终保持敬畏态度，从头至尾认真细致地阅读《资本论》，参阅国内外大量资料。他在不同场合讲授，总是讲一遍修改一遍，经过五年辛苦作业，终于完成了《资本论》一至三卷的全部讲稿，当时中央党校还把他的讲稿作为教材铅印发行。

在《资本论》教学中，王学文很注重引导学员用对方法、端正态度。

系统学习、融会贯通。王学文认为，《资本论》三卷是科学的、系统的著作，要想好好地了解它，必须系统学习，不是摘要、纲要等类书籍所能代替的，必须按照其理论体系，一篇、一章、一节地读下去，才能了解其全貌。不同的学员对《资本论》的理解有不同的进度和程度，在这方面他从不提倡“平均主义”，但要求都必须把融会贯通当做努力的目标，只有读懂、读通，才能了解这门科学，掌握其理论，成为自己的东西。

有重点地学习。王学文说，《资本论》包括许多方面的知识，可谓“百科全书”。如果没有可能全部阅读，可以把重点放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的阐述上。他还提示学员，学习这个经典著作，抓重点并不只是抓中心的一点，要抓中心，也要抓围绕中心、联系中心的其他因素，否则就不能成为中心、成为重点。

要“钻进去”。王学文强调，学习《资本论》要多加思考、深入钻研，特别是对不易了解的部分，要细心阅读、充分考虑，“钻进去”就觉得有味道了。他还很具体地指出，“钻进去”就是要一层一层地深入学习，多问几个“是什么”“为什么”，多用对照比较的方法，如果能够自问自答得比较准确了，对问题的了解就算比较深入了。

要“钻出来”。王学文说，钻研《资本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如果“钻进去”却“钻不出来”，就是教条主义、“学究”作风。他鼓励学员结合《资本论》的学习，加强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各种问题的思考，联系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到农村、工厂、商店等经济单位参观调研，向农民、工人、店员和其他经济工作人员学习，请经济领导机关负责人作报告等，都是很好的方式。王学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学生、中央党校副校长范若愚曾说：“王老一生研究经济学经历的过程，也正是‘钻进去’又‘钻出来’的艰苦过程。”

王学文常常鼓励别人说，学习的过程中要有不畏险阻攀登世界高峰的决心和毅力，社会科学的高峰不同于自然界的高峰，高峰之上还有高峰。只有面对矛盾问题去了解矛盾问题，才能清楚地认识矛盾问题；面对困难去了解困难，才能清楚地认识困难。不要随意中断，“一曝十寒”。在理论研究上，也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别人不能代劳的。王学文的这番话，对于我们今天做好理论学习和不断攀登社会科学高峰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