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思想方法

　　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的手稿（局部）。

　　邓小平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摆脱落后、为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而奋斗的一生。在这个奋斗过程中，他始终重视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尤其特别重视实事求是和照辩证法办事。

       “实事求是派”

　　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受“左”倾教条主义排挤，赞成和拥护毛泽东主张的邓小平被“左”倾教条主义打成“毛派头头”。那时的“毛派”反对从本本出发，主张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其实就是“实事求是派”。

　　后来，邓小平多次说，“我是实事求是派”。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就记载了两次。一次是1987年3月3日，他会见美国客人时说：“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一次是1987年7月4日，他会见孟加拉国客人时说：“最近我对一位外国朋友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强调“实事求是地考虑问题”。解放战争时期，他对脱离实际、以偏概全的方法进行了批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分析“大跃进”以来发生的问题时指出：“教训是深刻的或是沉痛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受了损害。”他在一次会议上批评道:“江苏有个县明明缺粮，省委答应调粮，可县委硬说不缺粮。硬着头皮，无非要保持它的荣誉。”他指出：“实事求是，就是对实际情况真正了解。真正了解实际情况，就要调查研究。过去几年调查研究很少，搞了许多虚假现象。”

　　改革开放时期是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大放光彩的时期。他旗帜鲜明地纠正“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错误，在全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7年2月，他在西山看到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感到不对，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7月，他重新出来工作就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强调“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1978年6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第一个问题是讲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9月，他在东北考察中批评“两个凡是”违背实事求是：“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也是邓小平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来的。他综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出国考察后认为，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走到世界前列，讲了大话，不符合实事求是。1979年10月4日，他指出：“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正是从这样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出发，这年12月6日他提出中国20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29日，他又对来访的外宾说：我说所谓四个现代化，只能搞个“小康之家”……既要有雄心壮志，也要脚踏实地。80年代中期，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目标，第一步到二〇〇〇年建立一个小康社会。雄心壮志太大了不行，要实事求是。”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坦率地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照辩证法办事”

　　毛泽东多次称赞邓小平照辩证法办事。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中说：“邓小平同志讲：事情怎么样办？照辩证法办事。我赞成他的话。”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

　　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反对用“两个凡是”的眼光站在毛泽东的背后去看问题和解决问题，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样离开毛泽东的基础去看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是站在毛泽东的肩上去看问题和解决问题。

　　不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就不能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不能摆脱贫困和落后；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全盘西化，就只能做西方大国的附庸，也不可能发展起来。是邓小平引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反“左”防右，正确处理了继承与发展、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避免了两个方面的极端化和片面性，为此后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奠定了基础。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由此，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第二次结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都是经济手段”，突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市场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框和认识局限，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辩证统一起来。

　　重视市场手段就要重视放开。邓小平指出，“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是不是重视市场就不要计划、规划了呢？邓小平向来反对走极端，提出“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他在重视市场的同时，重视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有计划有目标地前进。正是因为将计划与市场辩证统一起来，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发挥计划、规划的目标引导作用，才使中国经济既充满活力，又能隔几年就上一个台阶，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

　　（摘编自《秘书工作》2022年第10期 曹应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