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文格为人格的一种延伸——文学家何家槐的治学之道

何家槐（1911—1969年），著名文学家、评论家和翻译家。他在上海先后就读于中国公学和暨南大学，1932年加入“左联”，成为“左联”后期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家槐长期在中央党校任教，讲授写作和现代文学等课程。他一生与文学打交道，从创作到评论，始终坚持通过文学来反映现实、改造社会。

作家应该深入社会

在浙江金华省立七中读书期间，何家槐经常阅读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品，表现出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他与同学创办校园文学社团蔷薇社，合编文学期刊《浮沤月刊》，开始创作新诗和散文。在这期间，何家槐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他认为“文学家都是社会的产物，他所表现的全是社会的真相”，作家的使命“是在表现社会，移易社会，改造社会”。对于作家如何创作出反映现实社会的优秀作品，何家槐提出，首先应该“丰富自己的生活”。他将作家与科学家进行比较，认为作家不能像科学家一样，只置身于实验室，而应该走向更广阔的社会，收获多方面的、复杂的、错综变化的生活经验，“要听细微轻妙的音乐，要听粗嘈悽厉的歌声”。

何家槐不仅在观念上倡导作家应该深入社会、丰富自己的生活，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也积极践行。1925年，当时还在中学读书的何家槐，就曾勇敢地走出校园，深入农村，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6年底又到杭州总工会开展北伐宣传。抗战期间，他从事抗战文化宣传和统战工作，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昆仑关和桂柳战役。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何家槐的生活，也使得他的写作具有了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

20世纪50年代，何家槐在中央党校讲授写作课程，他不断强调“生活”的重要性，要求中央党校的学员，“必须积蓄和占有丰富的材料，使我们在写作时能够左右逢源、随心所欲地自由选用和驱使材料”。他在授课中经常以毛泽东和鲁迅的创作为例，告诫学员必须丰富自己的生活，否则写出来的文章将平淡无奇。这些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认识，对于我们当下从事日常性写作和文学性写作依然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文格与人格相统一

“文如其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理念，何家槐也秉持这一理念，视文格为人格的一种延伸，将为文之道作为为人之道的重要构成。他强调，真正的文学家必须“养成伟大的人格”，“他们敢说庸人所不敢说的话，他们敢做庸人所不敢做的事”。他重视现实环境对作家人格的锻造作用，认为作家“应该扣紧自己的心弦，捉着时代的精神”。

成长于动乱的时代，“革命”也成为何家槐“养成伟大的人格”的主要实践路径。他主张，“真真文学家也就是真真革命家”，他们“都是社会改造者，人类的明星，他们确有伟大的人格，不挠不屈的精神，先知先觉的才能，他们确有惊人的力量，领导我们向着前进”。在中学时代何家槐就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成年之后，便直接投入革命的洪流中。1934年4月，何家槐与周立波等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我们党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追求进步和爱国是何家槐为文、治学的最终目标，他的创作无不体现着一位进步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战争年代，何家槐没有躲在书屋将自己局限于个人的小天地，而是“用笔时候用笔，用枪的时候用枪”，执笔从戎，参军报国。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何家槐加入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从事慰劳难民和伤兵、编辑文学刊物《光明》半月刊、撰写战时新闻和参加街头宣传等工作。除了这些重要的工作，年轻的何家槐“始终渴望着更辽远的地方和更艰苦的斗争”。1937年9月，他通过朋友找到上海进步文人钱亦石，希望能够加入他领导的战地服务队。据何家槐后来回忆，钱亦石在与他初次会见的“面试”中，曾担心他会因吃不了战争的苦、放不下家庭等有诸多犹豫。但实际上，面对钱亦石的“试探”，何家槐并没有任何迟疑，毅然选择舍小家为大家、为抗战尽一份力。

在近十年的军旅岁月中，何家槐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初心，他将抗战与文学创作有机结合起来。为了使文学更好地服务于抗战的现实需要，他由早期主要写作小说和散文转向写作杂文和短论，积极倡导“国防文学”，“表现每一件值得表现的救国运动，描写每一个值得描写的民族战士”。1942年，何家槐出版了杂文集《冒烟集》，批判抗战环境中出现的种种丑陋现象，讴歌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1945年，何家槐又与司马文森、陈残云等在广州创办进步杂志《自由世界》，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作为一名作家，何家槐始终胸怀底层民众，实现了文格与人格的统一。

写作必须严肃

何家槐一生热爱写作，他还出版了《作文基础知识讲话》，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作法讲授（研究）提纲》《写批判性和论辩性的文章必须一针见血》《从所谓“硬写”谈开去——文风漫谈之一》等文章，畅谈文章的写作之道以及文风等话题。

如何提升创作者的写作水平，何家槐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勤于写作”，在写作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升技巧。但他也表示，我们不能为了写而写，尤其不能为了赶任务而“硬写”，“因为硬写文章不但很苦，而且也往往写不好，容易助长不好的文风”。如何解决“多写”和“硬写”之间的矛盾，何家槐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尽量争取写自己平时有些研究或至少与自己研究项目有关的文章。第二，为了能够对付临时的紧急任务，完成与自己研究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文章，必须平时多多接触实际、联系群众，注意时事、研究政策，广泛阅读书报、随时积累材料，以免临渴掘井，手足无措。第三，必须在写作前下一番功夫，就自己选定的题目搜集一些新的材料，多多益善，并须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还必须有足够的酝酿时间，千万不可没有思考成熟就贸然动笔，急于求成，免得写作起来胸中无数，而致一再返工，造成时间浪费。

除了勤奋，何家槐还特别强调“写作必须严肃”。在他看来，“写文章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是一个艰苦紧张的劳动过程，因而我们必须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不可稍存苟且侥幸的心理”。他认为，写作者要能够虚心向韩愈等古代作家学习，戒除马虎轻率的写作态度，“任何时候都诚诚恳恳、严严肃肃地从事写作”，如此方有可能创作出精品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