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玮
2022年11月24日08:24 来源:人民政协报
红旗渠建成后,各地来宾参观红旗渠。
移山填谷
当地党员开展“重走红旗渠、重温入党誓词”主题党日活动
总长度“可以把广州和哈尔滨连起来”的红旗渠与南京长江大桥一道被周恩来总理自豪地誉为“新中国的两大奇迹”。而今的红旗渠,已不单单是一条水利工程,它形成的红旗渠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县委书记的 “洗脸事件”
1954年5月,杨贵被任命为河南省林县县委第一书记。刚来林县不久,杨贵第一次下乡,大汗淋漓地来到一户老农家,想要碗水洗把脸,这个看似再正常不过的要求的的确确让老农十分为难。家里断水已经有些时日了,仅有烩面碗大小的洗脸盆半盆水。既然书记亲口提出来了,再不舍得老农也只得把它端出来。原本想着杨书记也会像家里人一样,洗完脸把水留下。没曾想,杨书记洗完后把水给倒了!这真是把这家人的心都疼坏了。
“洗脸事件”成了杨贵挥之不去的愧疚,也变成了他改变林县“水贵如油”的决心和信念。
800多年前,姓谢的知县带领林县百姓修了一条仅有1尺宽的小水渠,当地人感激不尽,称之为“谢公渠”,为其建了“谢公祠”。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群众修了一条“抗日渠”,至今传为佳话。重情重义的林县人,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曾经给过林县一滴水的恩人。
在林县境内寻求新的水源,希望不大,林县县委把解决水问题的眼光移向县境外部。于是,县里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分别赴临省山西的平顺县、陵川县、壶关县考察新水源。
最后,经过多方考虑,县委认定引浊漳河水入林县是最佳方案。10月10日夜,由杨贵主持,召开林县县委全体(扩大)会议,对兴建引漳入林工程做专门研究。杨贵在讨论中说:“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人民公社集体力量的无穷威力,有全县人民的巨大力量和支持,有几年来治山治水的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愿望。这就是我们主宰大自然的主动权,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些大主动,克服水源奇缺的小被动。”大家争先恐后发言,一致同意兴建引漳入林工程。会议气氛十分热烈,一直开到翌日凌晨7时才结束。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太原听取林县的汇报,决定支持林县跨省引水。1960年1月16日,林县正式向新乡专署和河南省人委写了引漳入林工程的请示。
“同意林县兴建引漳入林工程,建议林县引漳入林工程从平顺侯壁断下引水,并按此设计。”短短数语批复,对于林县县委班子来说,胜过新年最丰盛的大餐。
这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四,林县引漳入林总指挥部召开全县广播誓师大会,40余万人参加收听,全县轰动。次日是元宵节,3万多修渠大军陆续到达工地,引漳入林工程拉开序幕。
热火朝天干了20来天,暴露出效率低、质量差、安全事故多等各种问题。杨贵及时在盘阳村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立即找见渠底平线,然后往里挖”,“大搞工具改革”,“领导少,线路长,可采取分段突击的方法”,“已不计划渠内过船的打算”,“6公尺高的洞可分别改为4公尺”,“放炮大量运用代用品,如食盐、牛粪等”。杨贵在会议上提出把引漳入林工程命名为“红旗渠”,与会者一致同意。
“排险队长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
总干渠全线开工后,一场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战太行的战斗打响了。林县人口50多万,其中30多万人先后参与了红旗渠的修建。
在红旗渠修建之初,由于林县人民之前祖祖辈辈没人干过这么大的工程,有些群众不相信建渠能够成功,有人说“工程艰巨任务大,一个林县难修成”,有人说“经济困难没技术,光靠群众可不中”,有人说“出力花钱是枉然,不如趁早把摊散”,有人说“县委背着干粮送远屎,屙了也肥不了林县田”。一些心存偏见的人甚至上纲上线说引漳入林工程是“秦始皇修长城”,是“隋炀帝开运河”,各种流言蜚语不一而足。
以杨贵为班长的林县县委需要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民工的修渠情绪也受到了影响。特别是1960年6月12日上午,城关公社槐树池村的民工正在谷堆寺下紧张施工,崖头上一块巨石突然坍塌滚下山崖砸向人群,造成9人当场牺牲,3人重伤。事故发生后,上上下下都有人指责“杨贵不管群众死活”“红旗渠是死人渠”。
是继续修还是半途而废,这是一个节骨眼。杨贵坚信:“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为了林县人民的根本利益,红旗渠决不能半途而废!”为了统一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县委开展水利大讨论,使大家认识到,要想改变林县的贫困面貌,根本措施就是大修水利。大家都说:“既然愚公能移山,我们修渠有何难,立下愚公移山志,决心劈开太行山。”此后红旗渠的修建还遇到一道道险阻难关,好在林县的干部群众都能够咬紧牙关不惧人言,才能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落石和塌方,是红旗渠工地上最大的危险。为排除隐患,指挥部成立了排险队,身材瘦小的任羊成第一个报了名,被推荐为排险队长。接受采访时,他说:“要在太行山上凿壁修渠,除了放炮崩山之外,有一个工程隐患不得不重视:山上不断滚落下的松动石块。所以必须有人上去把松动的山石排除掉,不然在下面的工友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我开始是爆破队队长,后来由于红旗渠工地需要组建排险队,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领导说,‘除险是很危险的,你不怕死啊?’我回答,‘怕死不当共产党员!’我知道那是在拿着生命干的事儿,可是我想总得有人干吧,共产党员就要在关键时刻站出来。”
任羊成记得,在他们上山除险之前,那一座名为鸻鹉崖的险要之地,发生过3次事故。有人说,这是开山放炮的声音惹恼了山神。“山西群众说,这个山是见阎王的地方,来到这儿就不敢上去。他们说,鸻鹉崖是一个鬼门关,猴子爬不上,禽鸟不敢攀,这是见阎王的地方,人可不敢来啊。”
于是,排险队站出来了。当地村民告诉任羊成不要上鸻鹉崖,警告说上去就是见阎王。任羊成笑了笑,表示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把沉重的麻绳系在身上,绳子的另一端则用钢钎固定在山崖顶部。之后,他凌空下到山崖外,像荡秋千一样弹起,手握钢叉,在接触石崖的瞬间将松动的山石除去。
“排险队长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这句顺口溜当年在工地上广为流传。凭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任羊成开始了在鸻鹉崖的空中作业。一块石头砸在任羊成的嘴上。4颗门牙被砸倒了,压在舌头上。任羊成张不开嘴,舌头也动弹不得。他从腰间拔出钎子,插进嘴里,生生把牙别了起来。随后吐出一口血水,几颗门牙随着被吐了出去。任羊成就这样悬在半空中作业,一直坚持到下午1点钟左右才收工,下来后,他的脸已经肿得很大,嘴也合不上,喝口水都很困难,但他稍稍休息后,下午又按时上工除险。第二天,他怕领导要他休息不让他参加劳动,便戴着口罩,背上大绳又上山继续除险。很快,他被誉为太行山上的“飞虎神鹰”。
由于工作需要,任羊成要长时间用粗绳绑在腰上悬空作业,他的腰部经常被绳子磨出鸡蛋那么大的血泡。杨贵每次在工地上看到任羊成腰间的血泡都会心疼得流泪。有一次,任羊成在除险时不慎摔进了圪针窝(当地对带刺灌木丛的称呼),脊背上扎满了尖尖的枣刺儿,但他忍着疼痛挣扎着又爬上山崖,继续坚持除险。当晚,房东老大娘和儿媳妇给他挑刺,连续挑了一个钟头,圪针挑了一手窝,他一句疼也没喊……
“带不回来水,你就不要回来!”
1960年2月,张运仁上了红旗渠总干渠建设工地,任南山施工排排长。5月13日傍晚收工放炮时,有一炮迟迟没有炸响。张运仁急忙跑出安全洞,劝阻民工注意躲避。没想到悲剧发生了,大家刚刚散开,炮响了,一块巨大的飞石击中了他的头部,当场牺牲。从进工地到牺牲,仅仅3个月时间。
得知张运仁牺牲的消息后,妻子赵翠英悲痛欲绝。安葬了张运仁之后,赵翠英对排行老大的12岁大儿子张买江说:“你爹没有修成红旗渠就走了,你要接过他的担子,继续完成红旗渠建设。你去就得把水带回来,带不回来水,你就不要回来!”于是,张买江成为了红旗渠最年轻的建设者。
其实,“买江”这个名字寄托了当地人对水的期盼。在当地,水是如此珍贵,以至于人们舍不得用它来洗漱。张买江说:“有些老辈的人一辈子只洗过三次澡——出生、结婚和断气。”
由于张买江年龄小,出于对他的关照,工地总是为他安排相对轻松一些的工作,不忍心为他安排强度太大的工作,可是张买江总是自己挑重活。张买江知道,父亲生前的愿望就是要把红旗渠建好,自己要在工地上好好干。张买江不光是在工地上背重物,而且经常在各工地之间来回奔波。“我在红旗渠工地上经常跑来跑去送东西,临上工地时俺娘给我做了一双布鞋,不到一个月我就穿破了,脚底磨出了血泡。没鞋穿了,我就用废旧汽车轮胎做成鞋穿,时间长了,脚上就磨出了茧子,这茧子后来再也没有消失。”直到今天,张买江脚上的老茧隔一段时间还得用刀片刮刮,不然疼得走不成路。当年,张买江在红旗渠工地上一干就是10个年头,直到全面竣工。
“当时,在工地上有一种工作是要从漳河里向工地背水。那年我15岁,记得当天我是背够了水的,但队长说我没背够数,还说不背够不许回去吃饭!我心里很委屈,气呼呼地又背着一大袋水往工地走。这时,杨贵书记正陪着穆青在工地上采访,穆青看到我就问,‘小鬼,累不累啊?’我没好气地回了他一句,‘你才是老鬼呢!’穆青看我虽然年龄小,长得也瘦弱,但很倔强,就笑着说,‘你真是个小老虎啊!’”于是,张买江的“小老虎”名号就在工地上不胫而走。记者采访时,也戏称他为“红小鬼”。
没人想到,工程一干就是10年
最初,林县县委提出大干80天,建成红旗渠的口号。当时对工程时间的计算方法很有意思,他们以农户盖房子所用时间为依据,用上工地的劳力数乘上工程的长度数,粗略算出80天就够用了。于是,提出的口号是“大干八十天,引来漳河水”。很快,工程的艰难使他们明白可不是这么简单,仅一期工程就进行了200多天。
没人想到,工程一干就是10年。
1965年4月5日,举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庆典大会。会上,向牺牲的干部民工致哀。
在通水的第二天早晨,张买江到村里的池塘去打水时,发现很多村民拿着空桶并没打水。“我走近一看,母亲坐在池塘边,听人说她在这里守了整整一夜,就等我去打这第一桶水,村民们都知道我家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在等我。”当张买江挑起第一担水准备送往地里时,他的母亲终于抑制不住5年来的悲痛,仰天痛哭,高喊着张买江父亲的名字说:“运仁啊,你放心吧,儿子把水带回来了!”在场的村民无不动容。
当天中午,张买江从地里干完活回到家时,发现母亲不在,炉灶也未生火,“我心里咯噔一下,快速跑向父亲的坟地,远远地看见母亲趴在坟上一动不动,我心里害怕极了,直到我把母亲摇醒后才松了一口气。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在我去地里干活后,用家里的一个小水罐舀满了水,到坟上去告慰我父亲,也许是过于悲伤,也许是过于疲惫,哭着哭着就晕了过去。所以,水对我家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无论我们吃过多少苦,又牺牲和奉献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把红旗渠建成了,把水引回家了,子孙后代都不再为水发愁了,这就值了!”
“能参加红旗渠的建设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事儿!”当年在红旗渠支渠配套建设工程中任“铁姑娘队”队长的郭秋英在晚年回忆说:“当时因为年龄小,我没能赶上总干渠和干渠的建设,只参加了红旗渠最后的配套工程建设,当总干渠和3条干渠通水以后,我们林县人民受了益,但是还有一部分村庄没有吃上红旗渠的水。1968年10月,红旗渠的配套工程全面铺开,我们水磨山村引的是1干渠12支渠的水,但从支渠到我们村需要修1000多米的隧洞和1000米的明渠才行,我光荣地参加了这项工程的建设,那年我18岁。”
当年工地上条件虽然很艰苦,但郭秋英她们一想到能把水引到村里来,就很有干劲。在工地上,郭秋英想:不能只让男同志干重活,咱们女同志也不差,比如抡锤、打钎等,不会可以学啊。决心一下,她就带领大家利用休息时间向男同志请教,刚开始由于力道掌握不好,经常会把手砸流血,经过不断学习,后来她们连“点炮”这样的技术活都能做了。冬天寒风刺骨,这些女同志手上都裂着大口子,但没有一个人喊苦,她们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工友们的认可,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铁姑娘”。
作为“铁姑娘队”队长,郭秋英时刻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好表率,轻伤不下火线。“有一次,在隧洞里工作时,一块大石头从竖井上面掉下来砸到我的腿,鲜血瞬间顺着裤管流了下来,但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我只是简单处理了一下,没让别人知道,继续埋头苦干。”
一条英雄的渠、文化的渠、精神的渠
当年,红旗渠动工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决定拍一部展示“人民公社的威力”的电影,便赶到林县拍摄。不久,上海电影制片厂接踵而至到工地拍电影聚焦“十二姐妹”。
20世纪70年代,随着电影《红旗渠》在全国公映,“红旗渠”三字变得家喻户晓。红旗渠作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样板工程,成了名副其实的一面红旗,参观学习者蜂拥而至。
周恩来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而红旗渠“是英雄的林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1974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到纽约参加第六届特别联大,他带去了10部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和生活风貌的电影,在联合国总部放映的第一部影片就是《红旗渠》,反响热烈。
从红旗渠工程的规划、设计、建设、推进,直到工程的完成,林县人民在建设这项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工程中,锻造了气壮山河的红旗渠精神。被世人称为“人工天河”“中国的水长城”“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红旗渠,不再单纯是一项水利工程,已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
今天,这里已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张买江的儿子张学义也在红旗渠上工作,对每条干渠、支渠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三代人坚守红旗渠,便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1999年,林州市成立了“中国红旗渠集团”,并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红旗渠”商标,“红旗渠”从此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形态登上了历史舞台。“红旗渠”旗下的产品有香烟、啤酒、白酒、水泥、汽车配件、铝型材、扑克、食品等25类230种。
2005年7月,安阳市提出了红旗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建议。“除了对水渠本身的养护,如何确保水渠有水,这是决定红旗渠命运的关键。可以说,没有了水,红旗渠的生命就结束了。红旗渠断流意味着啥?红旗渠永远地断流,就可能废弃红旗渠工程,可能湮灭一段历史,更可能会终结一种精神,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忧心!”红旗渠“申遗”建议者赵河铭急切地说。
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会会长、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前副主席郭旃认为,红旗渠是一项重大水利工程,是人类在特殊自然环境下建设的、成体系的一组物质文化组合,代表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组副组长安家瑶说,红旗渠体现了人类利用水的智慧,体现了人类在极端条件下的生存状况和顽强精神。
红旗渠是一条英雄的渠、文化的渠、精神的渠。历史,正赋予红旗渠更多的光荣与梦想!
(本文作者是红色作家、诗人、文献研究专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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