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立规矩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油画）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1948年12月20日《中国青年》复刊之际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题词。这个题词，精炼概括了加强纪律性和革命胜利的关系。此前，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时就指出，我们的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突出强调了加强纪律性的极端重要性。“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鲜明响亮、朗朗上口、深入人心，有力地凝聚起全党共识，很快化为各级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军队的行动。

       大别山里的电文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于1948年1月7日亲自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

　　苍茫的大别山起伏连绵，关山阻隔，封锁重重。那时，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大别山区刚站稳脚跟，战斗环境紧张，又面临缺衣缺粮的险恶环境。时任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克服艰苦条件，严格听从中央指示，贯彻执行报告制度。一份份电报成为中央和地方联系的纽带，一串串电台的“嘀嗒”声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代表着党组织贯彻中央指示的行动。从那时起直到1952年调到中央工作，除特殊情况向中央申明原因外，邓小平坚持约两个月向中央写一次书面报告。毛泽东曾表扬说：“书记在前线亦是可以做报告的，邓小平同志在大别山那样紧张的环境亦做了几次很好的报告。”

　　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后，毛泽东非常关注各地土改情况，向邓小平电报询问新区土改的六个问题，邓小平立即深入到大别山各县调查，逐一作答。大别山期间，毛邓就土改问题往来电报达10次之多，这些报告大部分是邓小平在行军途中，倚着马鞍，点着油灯撰写的。根据调查研究了解到的情况，邓小平于1948年1月30日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大别山的阶级情况与几个政策的问题》的报告，3月8日又作了《关于进入大别山后的几个策略问题》的综合报告。

　　报告总结了进入大别山后的工作经验，并对大别山地区土改中存在的“左”的问题及其危害，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建议。

　　3月14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复电中说道：“来电悉，非常之好。立即转发各地仿照办理。”6月6日，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起草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毛泽东将这份报告转发给其他的中央局，并高度肯定：“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文件了。”

　　1948年，邓小平赴西柏坡参加“九月会议”，还把进军中原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和经验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呈给中央。会议结束送别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说：“我们明年见面时，全国的形势一定比今年更好！”邓小平说：“毛主席、党中央看得远。我回去后要和刘伯承同志很好地研究一下，我们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主席、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我想一定能够完成。”

       野战军不“野”民心即胜利

　　“保护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工厂、商店，禁止拆毁机件、搬取物资或私自没收强购……”开封博物馆收藏着一份解放战争时期的入城纪律守则。现在看来是泛黄发旧的一张纸，纸上的内容却是当时战士们严格遵守的铁律。

　　1948年6月，开封战役前，中央军委就颁发了入城纪律守则，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也向攻城部队颁布了政策和纪律，号召大家当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和革命纪律的模范。在一次巷战中，某班同志进入一座漂亮的洋楼，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展现在眼前的是床上的红绸缎、绣花枕头皮和精致的被单。部队前进时，屋里一切东西都原封不动。野战军不“野”，每个同志都做到了秋毫无犯。

　　纪律就是形象，正是铁一般的纪律，让解放军深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正是有了人民群众这个后盾，才无往而不胜。开封战役开始时，解放军某部进入离开封十余里的一个村庄，该村群众因受国民党谣言欺骗，大部分离开了。部队领导号召战士们为房东看好门，保存好东西，喂好牲畜。解放军到村外地里找老乡宣传，向他们揭穿国民党的谣言，说明解放军的政策，后来群众慢慢地回来了一些。房东大娘起先还很害怕，但刚一进门，战士就端开水给她喝，又看到她的牛已被战士们喂得肚子圆圆的，大娘可乐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全村群众很快都回来了。老乡们说：“解放军这样爱民，古今中外哪里去找这样的好队伍。”于是群众们纷纷磨面、蒸馍、绑担架，支援解放军解放开封……

　　朱德同志曾说，“我们既要会打仗，又要能执行政策，遵守纪律，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只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拥护，我们才能胜利。”无数事实也证明，严明的纪律是我们党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

       始终牢记和坚持“两个务必”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预言，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为此，他提出了加强作风建设的要求，即要求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被我们党始终牢记和坚持的“两个务必”。

　　“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似乎大家都变了，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这是杨尚昆在1949年初写下的一则日记。杨尚昆时任中央秘书长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中央机关向北京转移的具体事宜。这则日记是他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京记录下的个别机关纪律松弛的现象。

　　杨尚昆所记载的事件并非个例。面对迅速到来的重大胜利和可喜局面，一些党员干部的精神开始懈怠起来，头脑中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享乐思想。这些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难免有重蹈李自成覆辙的危险。

　　“两个务必”的提出恰如一针清醒剂，警示全党要防止出现、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行为上的“病灶”。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勇于直面问题、常怀忧患意识的鲜明体现。

　　（摘编自《中国纪检监察》2019年第19期 宋梁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