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关怀国家和民族命运

胡绳（1918—2000年），原名项志逖，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1935年起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一面自学，一面写作，为倾向共产主义的刊物《读书生活》撰稿，并参加《新学识》的编辑工作。抗战爆发后赴武汉，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编委。1946年起担任上海、香港生活书店总编辑，以笔为枪纵横驰骋于思想文化战场，撰写了大量政治评论和“史事评论”，完成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写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人民出版社社长、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学习》杂志社主编、马列学院（后为中央党校）副院长等职。1982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1985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方面担当重任，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建构，他的治学之道，主要在于深厚的现实关怀，对史论结合的深刻把握，以及将人物置于中心的治史取向。这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仍不无启迪。

充分呼应时代关切

胡绳的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其学术著作均充分体现出对时代的关切与呼应。对此，他晚年有自我评价：“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他指出，书斋学问自有其意义，“我并不轻视、否定纯学术的研究工作，甚至我还羡慕、钦佩这种工作，但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意愿使我心甘情愿地走我所已经走过的路。”胡绳认为，学者应根据自己的禀赋与偏好选择研究取向，“人人都热衷于政治和理论的焦点、热点，或者人人都远远避开政治和理论，我以为都不是正常现象”。

20世纪40年代，胡绳由哲学转入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撰述，聚焦研究中国近代史能回应现实政治需求、助力革命动员的功用，发表大量探讨政治的文章。他的成名之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其直接的撰著动机是回应当时现实政治的深刻转型、探讨美国“会采取什么手段来对付中国革命”。在书中，他详细叙述了“并不比任何别的国家稍为光荣一点”的“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传统的纪录”，体现出研究的强烈现实针对性与战斗性。

胡绳认为，历史研究的创新固然包括史料的创新，但能够实现创新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现实的发展、时代的前进永无休止。其一，时代需要“常常刺激我们对探讨过去的历史的强烈的兴趣”，比如某个历史事件的某些方面，“在过去的研究中被忽视了或没有十分重视，而现在看来，却应该提到重要的地位上来”；其二，“现在是从过去发展而来的。过去的事实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所具有的意义，由于有了新的社会实践才能深刻地看出来。”他也强调，从现实需要出发来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并不影响我们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说明历史，它“和任意剪裁历史的主观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的“现代化”视角由于呼应时代变迁而重新受到重视，并挑战了胡绳构建的以“三次革命高潮”为分期标准的叙事体系。为了回应时代挑战，胡绳对自己原来的理论框架作了一定的调整，用“现代化”视角进行了补充和整合，从而丰富了革命叙事框架的解释力。胡绳晚年依然能够根据时代发展变化对自己的思想及时进行这一调整，更加体现出他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

胡绳提出，“学术与政治并不绝对矛盾”。当现实与学术有所抵牾时，他也有切身体会和经验：“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欧洲传统文化中间，我接受了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还接受了一种对什么事情都要认真思考，进行逻辑的思维，加以论证，这样一种我称之为‘理性主义’的精神。”他提出，理想状态还是坚持这种精神，“走出一条真正科学性与政治性密切结合的道路”。

正确认识史论关系

胡绳有颇为深厚的哲学功底，早年间发表过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并参与了思想文化方面的论战。他坚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捍卫理性与自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正因为其由哲学转入史学的治学路径，胡绳的理论意识、理论功力均在当时一般历史学者之上。他的诸多史学著述，往往并不以考证史事见长，而以史论高明、分析透辟为人称道。他所构建的中国近代史宏观阐释架构及诸多论断，至今在近代史学界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史”“论”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如何在研究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曾经给不少学者带来困扰，并曾产生“以论带史”的偏颇做法，且受到学界较为普遍认同的“史论结合”观念在历史研究与撰著中如何体现也存在认识分歧，这就导致史料与论点牵强拼凑、“强史料以就我”的做法仍不鲜见。胡绳对此有深入论述，他强调史学研究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在充分搜集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消化、研究，发掘历史发展中的本质规律，可称之为“论从史出”。这并非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因为“马克思主义断然反对从某种抽象的一般的原理出发，演绎地推论出对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的结论”。其二，研究所得出的历史规律性认识。历史规律“表现为抽象的概念，而实际存在的具体历史现象却复杂得多，丰富得多”，因而并不能以得出这些抽象概念为满足，“而是要以这些概念为线索，使纷歧错杂的历史现象井然有序地展现出来”，即以规律性的认识来统率具体材料，否则这些规律就不能落到实处，历史就会失去它的血肉而变成干巴巴的抽象概念。胡绳所论，实质上对历史的研究与叙述加以区分，在实际操作层面推进了对“史”“论”关系的正确认识。

重视研究历史人物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历史的主角是“人”，《史记》以来的历史学大多以人物为主体。但进入20世纪，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以事为本位”“以问题为本位”的倾向，以往对人物的研究随之减少。与同时代史学家相比较，胡绳依然十分重视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他在1946年对五年来的中国历史研究成绩进行总结时，提出研究和整理本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是实现史学理论中国化的必要前提，他主张，“特别需要就某一典型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作个别的探索研究”，提倡历史研究可以从历史人物入手，由一隅而照见全面。

1948年初，胡绳在《读书与出版》上开设“从人物看近代中国”专栏。专栏预告曰：“从人物看近代中国，胡绳先生执笔；分开看，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的介绍，合起看，是一部人物为线索的近代中国简史。”胡绳在这一专栏发表了《康有为与戊戌维新》《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洪秀全和冯云山》三篇文章。由于1948年10月离港，原来完成“一部人物为线索的近代中国简史”的设想并未完全实现，但专栏在当时仍产生了热烈反响，受到读者广泛欢迎。有一位叫曹继昌的读者致信《读书与出版》编辑部，特别称赞胡绳这一系列文章是“切合实际的，而且是深刻的”；《读书与出版》于1948年5月向读者征求意见，这些文章更是被评为“读者最感兴味的作品”。

人物是历史的三棱镜，历史事件通过人物的折光、反射，会把历史的丰富性，以及历史的经验教训，更鲜明、更集中、更生动、更形象地表现出来。胡绳的很多学术论著都体现出人物与事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他应周而复的约请，利用已搜集到的资料，完成了《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这一约4万字的小册子；《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则把洪秀全、康有为、黎元洪、袁世凯等历史人物描述得生动形象，跃然纸上，成为史学界的经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