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建立战略威慑力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晚年在访问中国后曾公开告诫指出：战争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进攻中国。谁要进攻中国，就一定要大倒其霉。可以说，新中国之所以能在相对弱势的情况下，有效慑止超级大国的侵略战争威胁、维护国家总体和平发展局面，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离不开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建立的强大战略威慑力。

　　一手抓尖端，一手抓民兵

　　新中国成立之时，人类已经进入核时代，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迷信核武器的威力，大力发展原子弹、氢弹和导弹，并以此屡屡对我国实施核讹诈，新中国面临着核战争的现实威胁。而要打破核讹诈，最有效的就是自己也拥有核武器，有能力对敌人的核打击实施反击。因此毛泽东在国家条件还很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搞原子弹，作出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他在会见蒙哥马利谈及中国发展原子弹时说：“我们像穷人、叫花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面跑一跑。”可以说，“两弹一星”就是中国当时不多的“漂亮衣服”，穿上它，任何敌人就都不敢小瞧我们。事实也正是如此，自从我们有了“两弹一星”，再也没有人敢轻言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国家的威慑力、影响力得到了极大提高。邓小平后来曾精辟地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但在国家实力总体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仅靠少量尖端技术来慑止强敌保卫和平是不够的，因此毛泽东还提出了依靠人民战争建立战略威慑力的思想。我们是一个大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还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坚持实行人民战争，就能够造成陷敌人于汪洋大海的局面，形成让任何侵略者都望而却步的强大战略威慑力。毛泽东曾指出：“军事也要抓两头，民兵、尖端。”又说：“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神州大地掀起了大办民兵师、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热潮，到1958年底，全国共建立民兵师5175个，民兵人数达到2.2亿，成为任何敌人也不敢小觑的巨大力量，有力慑止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企图。蒙哥马利在参观了广州市的民兵表演后曾说，谁要想入侵中国，碰到了中国的民兵，是进得去出不来的。美国驻台湾军事顾问团也不得不承认，大陆民兵遍地，侵入进去就等于陷到泥沼里，寸步难行。

　　说话算数，言出必践

　　威慑要能发挥作用，实力和运用实力的决心只是基础，关键还要让这种决心能被对方正确地接收到并相信，否则威慑也是难以奏效的。1965年4月，当美国政府逐步扩大越南战争规模时，中国政府曾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带话，其中一条是“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凡是答应了的国际义务就一定会履行”。对于中国释放的严肃信号，美国军政界不再敢轻视，始终不敢把战火烧到中国，其对北越的军事行动也在诸多方面“被捆住了手脚”。美国学者舒尔斯基在《威慑理论与中国的行为》中对此曾记道：“事实上，在约翰逊的前军事和文职顾问中有一个强烈的共识，那就是朝鲜战争的最后一个教训，即中国干预的幽灵，果断地制约了美国在越南的战略。”

　　越南战争时新中国的这种强大威慑力，是与朝鲜战争时的言出必践分不开的。1950年9月、10月之交，在“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后准备越过三八线占领朝鲜全境时，毛泽东领导中国政府曾多次向美国发出信号，警告其不要越过三八线，否则中国“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但当时的杜鲁门当局和在前线指挥的麦克阿瑟认为这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恫吓宣传，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威慑信号，并不把这当回事，一意孤行继续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推进，终于遭到了志愿军的迎头痛击。这种惨痛的教训在美国军政界引起了系统的反思，中国人的话再也没有人敢不当回事了。越南战争时，美国不敢派遣地面部队进入北越，不敢轰炸某些特定的目标，更别说像朝鲜战争那样随意派飞机越境轰炸中国了。舒尔斯基写道，“甚至可以说，美国‘过度吸取’了朝鲜战争的教训”，而这正是新中国强大战略威慑力的象征和表现。

　　不打则已，打则必痛

　　国家有没有威慑力，说到底在于有没有力量，而军队的战斗力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论综合国力，初生的新中国根本没有办法与美国相比，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就成了新中国国家威慑力的重要支撑。越南战争时，中国政府对美国的警告之所以能慑止住美国不要肆意扩大侵略战争，除了中国说话算数、言出必践外，就在于人民军队确确实实地让美军在朝鲜战场上领教到了自己的强大战斗力，虽然开战决心下得很艰难很慎重，但一旦决心开战，就打狠打痛，使其认识到中国人是不可轻侮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对于中国军队，美军本来是抱有极大的蔑视的。他们自诩武器先进，保障得力，又有现代化战争的丰富经验，瞧不上装备落后、物资匮乏的志愿军，却不成想自己派出了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海军的二分之一和空军的五分之一，使用了除核武器外一切先进武器，拼尽全力却损兵折将、屡遭挫败，从鸭绿江畔被硬生生地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创造了美军战史上的失败典型。此后，美军再也不敢轻视解放军的战斗力了，对中国的军事冒险也被大大慑止了。

　　要想打痛敌人，最关键的是要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有生力量是军事力量的核心，只有大量地歼灭有生力量，才能让对手感到痛。毛泽东在决策抗美援朝时曾指出，我们既然决定与美国人作战，首先的问题就是要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为了能大量歼灭敌人，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上想了很多办法，创造了“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等战法，给美军造成了沉重的人员伤亡，结结实实地打痛了美国人。

　　从最坏可能做好战备工作

　　慑止敌人不能心存侥幸、寄希望于敌人发慈悲，而是要自己做好战争的充分准备，只有自己确实做好了战争准备，敌人见到无机可乘才会真正停止冒险，这是威慑力的兜底因素。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面临两大超级大国的沉重安全压力，为了制止美苏可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毛泽东领导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战备工作，全国上下进行了艰苦扎实的准备，形成了慑止侵略的强大战略威慑力。

　　当时的战备，特别强调要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因为只有把困难想透了，才能有应付一切困难的精神及物质准备，真正出现最困难最复杂局面时才不至于措手不及。按照“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标准，全国以“靠山、分散、隐蔽”为原则大力加强大小三线建设，建设起强大的后方基地；进行规模宏大的战场建设，大大加强主要方向和重点地区的指挥、设防和保障工程；“深挖洞、广积粮”，广泛修筑打防结合、平战结合的人民防空工程，囤积大量粮弹物资，战备的广度和深度是相当可观的。虽然战备布局分散了些、投资也多花了些，从经济上看可能有浪费，但党中央算的是国家安全的大账，经济上的花费换来的是国家威慑力的提升，使敌人不敢对我们动手，避免了战争沉重的人员和物资损失。战备中不仅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还特别要求做好精神上的准备，使全国人民始终保持了对战争的高度警惕，树立起敢打必胜的坚强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