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外交核爆”的中法建交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了建交公告，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份公告别具一格，语言简洁到只有两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然而，这短短两句话带来的影响，却深刻而持久，被西方舆论形象地称之为“一次外交核爆”。

（一）

中法建交之所以被冠以“外交核爆”，主要缘于当时两国所处的复杂冲突的国际环境和中法两国在各自阵营中的独特身份，再加上两国独一无二的建交方式以及突破以往的建交级别，使世界为之震惊。

中法建交时复杂冲突的国际局势和中法两国各自的诉求与困境，使两国的建交具有特别意义。二战后，在冷战的背景下，国际政治格局的突出特点是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剑拔弩张，尖锐对立。分属两大阵营的世界各国，其外交决策的自主权受到很大限制。美国和苏联作为各自阵营的领导者，很大程度上主宰着本阵营中各国的外交决策。中法两国是各自意识形态阵营里重要而又独特的一员。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中国，自1949年建立，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一方面要应对资本主义阵营的主导者美国全方位的敌视、孤立和遏制，同时还要处理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导者苏联在外交、军事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对立。1960年，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两国关系恶化。彼时的国际形势下，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四十几个，主要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邻的亚洲国家和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而且，当时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直未能恢复，在国际上发声的空间受到极大限制。上述一系列外交困境，促使中国努力寻找外交上的突破口。资本主义阵营中的法国，自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提出了“戴高乐主义”。这一主张旨在通过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维护法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面对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霸权统治，戴高乐极力维护法国的独立自主。1959年，戴高乐宣布撤出受北约控制的法国地中海舰队，并反对美国在法国领土上存储核武器；1963年，法国拒绝签署由美国、苏联和英国主导的《部分禁止核实验条约》，该条约的主要目的是维护美苏的核垄断地位；1966年，戴高乐宣布将退出美国主导的北约军事一体化体系。法国的一系列外交举措，践行了戴高乐就任时说过的话：“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必须保持独立性。我重新执政以来，这就是我们的规则。”法国为摆脱美国的控制，增加自身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在试图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分属两大阵营的中法两国，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都在努力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两国都坚定不移地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并相继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两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求国家安全的做法，不谋而合。因此，在这样复杂交错、困难重重的时代背景下，中法建交这一惊人之举，在世界的意料之外，却也在两国的情理之中。

（二）

中法建交举世震惊，还缘于中法建交的方式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特例——法国是唯一一个在没有先行与台湾断交的情况下，中国同意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台湾问题是中法建交进程中最棘手的一环，中法建交谈判也因此一度陷入僵局。为此，周恩来总理亲自拟定了四套建交方案，最终双方以第四套方案达成一致，成功建交。第四套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在建交公报的措辞方面，中国政府同意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不必加上“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字样。但是，中国政府会向世界发表声明对公报进行解释，阐明中法建交的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作出的。然后，在中法对此达成默契的情况下，法国与中国先行建交后，形成事实上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客观现实，以此自动结束其同台湾的关系。1964年1月27日，中法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交。1月28日，中国外交部即如约发表声明，向世界表达了上述立场，法国方面也如约对此默认以表示对中方声明的支持和肯定。台湾当局则被迫于2月10日宣布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至此，中法关系掀开了新的篇章。

中法两国的建交，是全方位地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且，建交公报中把“互换大使”的期限明确为三个月，这也是国际惯例中较为罕见的做法。不同于以往中国与其他西方大国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法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国家。这个“第一”，也使中法建交举世瞩目、意义深远。

中法建交这一时代的创举，在尘埃落定之前一直是秘密进行的，因此，筚路蓝缕后的简短公告，更让世界为之震惊。中法建交谈判自1963年10月开始，到1964年1月两国发布建交公报，历时三个月。其艰难历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北京谈判阶段和瑞士谈判阶段。北京谈判主要由周恩来总理和戴高乐总统的代表、法国前总理富尔来推进，重点解决中法建交中实质性和原则性的问题；瑞士谈判在时任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和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波马歇之间进行，着重解决中法建交中具体的程序问题和方式问题。

（三）

中法双方以足够的诚意，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最终确立了双方都接受的建交方式。

中法两国突破两大阵营的桎梏成功建交，其中彼此成全的战略意义和由此给世界格局带来的深远影响，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围。中法两国用交流和对话突破了美苏控制的两极世界格局，在世界上树立了独立自主的典范，推动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进程。对中国来说，中法建交开创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先河。此后，众多西方国家步法国之后尘与新中国建交，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又一次高潮。如果把这一创举放到新中国外交的历史中，其对后来中国在一系列国际和国内重大事件中的政策选择都意义深远。中法建交可以看作是中国最终迈入国际社会的第一步。自中法建交开始，到中国重返联合国，继而中美关系正常化，再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是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的。面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逐渐融入并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对法国而言，中法成功建交提高了法国的战略地位，使法国可以与两大阵营中的大国直接对话，赋予了法国更多的外交空间和与美国抗衡的筹码，这也是法国追求独立自主的大国影响力的一次成功实践。中法建交，震惊了世界，也成就了中法两国反对霸权，对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坚定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