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启航——中共一大会议。（油画）

　　党自诞生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宣传，正是我们党发源时的那一股涓流。

　　微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宣传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他们的思想向世界各地传播。风云际会间，被搞错了国籍的马克思，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上。在此前后，孙中山、梁启超等也都逐渐了解并开始宣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著作。在当时的留日中国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也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潮。

　　1915年6月，陈独秀留日归国，3个月后，陈独秀主办主编的《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一文，陈独秀在文中写道：今日之社会制度“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正式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1917年11月7日，停泊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发射了一枚攻打冬宫的信号弹，宣告十月革命的爆发。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李大钊在中国大地上第一个举起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8年7月开始，他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这一系列文章和演讲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宣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发端。五四运动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在《新青年》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他还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杨匏安、李达等留日归来的先进青年，也纷纷撰写马克思主义研究宣传文章。张闻天、邵飘萍等也在国外著书撰文，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在国内出版。

　　开天：中国共产党成立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宣传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党从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就重视宣传工作。”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之后，决定成立党组织，经征求李大钊意见，定名为“共产党”。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两个月后，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及北京党的早期组织联络和推动下，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旅日、旅法留学生和华侨先进分子，也都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就开始有计划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4月底，陈望道克服种种困难，完成《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翻译。之后，他参加《新青年》编辑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建工作。恰在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来到上海与陈独秀等磋商筹建中国共产党，得知《共产党宣言》已被译成中文后，决定交由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资助出版，陈独秀立即着手组织对陈望道的译稿进行校订。4个月后，在上海拉菲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一个名叫“又新”的小印刷所里，《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终于呱呱坠地。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际，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又创办《共产党》月刊，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亮出了“共产党”这面旗帜。

　　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被当时的先进青年认为“最宜采用”，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开宗明义确立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决议》单列“宣传”为第二部分，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为做好马克思主义传播宣传提供了具体指导。

　　赤潮：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宣传

　　1921年9月1日，《新青年》刊登《人民出版社通告》，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阵地——人民出版社成立。1921年11月，为迎接党的二大召开，党中央领导机构下发了建党后的第一个通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对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殷殷期盼溢于言表。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建党后的政治宣传情况：“中央机关设立之‘人民出版社’所印行书”包括马克思全书二种、列宁全书五种、康民尼斯特丛书五种，“以上书十二种各印三千份”。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是很短的，至今不过3年左右。因为先驱者的努力宣传，竟使马克思主义能在最短期间发达起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起来。此时的中华大地，正如《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刊发的《赤潮曲》歌词所唱：“赤潮澎湃，晓霞飞动，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沈梦。”

　　逐浪：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宣传

　　1923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成立。上海书店在开业广告中宣称：“我们不愿吹牛，我们也不敢自薄，我们只有竭我们的力。”1924—1925年间，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刊物如《向导》《新青年》《前锋》等均由该书店出版发行。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进入高潮，革命形势日渐好转，革命出版物的读者范围和需求也日渐扩大。1925年7月和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先后制定《关于宣传部工作决议案》《宣传问题决议案》，特别要求“编译共产主义ABC”“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宣传，上海书店专门经销马克思主义经典译著，包括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柯柏年译《哥达纲领批判》等，受到读者广泛欢迎。

　　随着书店经营业务的逐渐发展，上海书店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引起反动军阀的恐惧。1926年2月4日，上海书店遭到查封。党中央鉴于长江中游一带革命形势日渐好转，即于12月1日在汉口创办长江书店。在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下，武汉三镇来长江书店购书的读者络绎不绝，革命书籍供不应求。

　　1927年初，随着北伐军逼近上海，党中央决定恢复在上海的公开出版机构，首先成立《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三个刊物的总发行所。3月，北伐军进入上海后，党中央决定在三刊总发行所的基础上，建立上海长江书店。1927年3月31日，《民国日报》刊登“上海长江书店正式开幕廉价启示”，向全社会广而告之：“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能有革命的行动”，本店“经售一切关于革命书报”，“本店愿意于这个高潮中，供给民众以研究高深革命理论的材料，凡我革命同志欲购革命的书报，请移玉至敝店可也”。革命激情跃然纸上。

　　（摘编自《百年潮》2022年第7期 路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