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激励青年到民众中去

　　知识分子的书桌紧密联系着现实生活。李大钊的目光紧紧盯在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大课题上，他亲自去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还号召青年学生和社会团体中的知识分子到民众中去，到现实生活中去。他断言：只有在社会的底层，才能了解真实的中国，才能明了现实的症结，才能发掘中国前途之所在。

　　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应当去发动农民，让他们明白这人世间的不平等，起来“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他大声疾呼：“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农民若不能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中，他批判了鄙视劳动阶层的观念，指出只有在知识分子与劳动阶层相结合之后，劳动阶层才会觉悟起来并用他们的力量改变历史的走向，知识分子也只有通过与劳苦大众紧密结合才能实现其理想。这些论断激励着众多知识青年投身于认识社会、发动民众的社会大潮之中。

　　李大钊通过邓中夏、高君宇等领导工人运动，很快在各路矿工厂办起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俱乐部工人相继进行反工头、反账房司事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些活动经报道后，许多地方的工人特别是铁路工人纷纷效仿，于是北方铁路系统诞生了中国工会组织的最初萌芽。

　　李大钊等人还领导了北方最早的一次农民斗争。当时，北京市政当局宣布进城卖菜的农民一律征收菜捐，但菜捐之高使菜农几乎无利可图。农民们找到因罢工胜利而轰动一时的长辛店工会，长辛店工会觉得可以通过停止运菜进城的方式向市政当局施压，并告知北京附近的铁路工会不允许火车运菜进城。李大钊听后极为兴奋：“这样，工人农民就联合起来了。”他又提出一个绝妙的斗争方法：“还可以让农民停止进城掏粪。北京这个城市，3天不掏粪，那些大人老爷就过不下去了。”于是，农民们给市政当局送去了“最后通牒”，见没有回复就停止了运菜进城和掏粪。北京市街头臭气熏天，全城断菜，市民怨声不断，要求市政当局立即取消菜捐，市政当局迫于压力只好照办。这次斗争的胜利，加强了工农间的联系及相互信任，也让农民们开始意识到团结起来斗争才能维护自身权益。

　　（摘编自《党史文汇》2022年第6期 闫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