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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藏路上的文艺兵

章道珍

2022年08月12日08:26    来源:解放军报

原标题:进藏路上的文艺兵

  西藏和平解放前后,我是第十八军政治部文工团的一个文艺兵。1951年5月下旬,我们正在为抢修甘孜机场的指战员演出,无线电波传来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喜讯。为了执行协议,及早进军拉萨,我们立即着手行军和进藏演出的各种准备。大家一面排练进军途中的鼓动节目,一面加紧学习编排藏族歌舞,营房内外歌声阵阵,锣鼓喧天,满是欢乐和忙碌的景象。

  1951年7月1日,我们文工团和军直机关一道从甘孜出发,向西藏进军。徒步行军,很是艰辛,但大家一路走、一路唱,歌声不断,笑声朗朗。每逢爬山、过河,大家格外爱唱那支歌:“谁是英雄汉?谁是软鸡蛋?不是吹牛皮,嗨!同志们战场见!”

  一路上,部队前进到哪里,我们就紧紧跟随到哪里;战士们什么时候想看戏,我们就尽一切力量去演出。有时我们还要赶到部队前面,放下行装再走一段回头路,设立临时鼓动棚;在半山腰敲响欢快的锣鼓,给正在爬山的部队鼓劲加油;在山顶挥舞彩绸、扭起秧歌,慰问辛劳的战友。我们还有节奏地打着竹板,跟在行进中的战士们身边,因人制宜地编上一段顺口溜。看到扛机枪的同志,就说:“这个同志不简单,扛着机枪登高山!”过来一个涉水的战士,又说:“苦不怕、累不怕,庆功会上戴红花。”战士们看了我们的演出,脚下生风,雄赳赳、气昂昂地迎着艰险前进。

  我们到了昌都、丁青等比较大的城镇,就挑起汽灯,挂上幕布,给群众唱歌、跳舞、演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在丁青领粮时,一群好奇的孩子向我们这些女兵围来,我们就教他们唱歌。我们走出很远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还在那里回荡。

  行军生活是紧张而有秩序的。每到宿营地,各分队的同志都按照事先分工,分别卸驮子、放马、搭帐篷、打柴、割草,各项工作井井有条。我们完全是一个团结友爱的战斗集体。每个分队只有一只小帆布桶,大家洗脸洗脚都用它,也没有谁嫌脏。为了多背公共的东西,我们每人只有一条薄被子,夜间多是两人“打通腿”,被子就可以垫一床、盖一床。

  从甘孜出发,团部交下来一项雷打不动的任务,要求大家把几十根4米来长的竹子旗杆扛到拉萨,供部队抵达拉萨举行入城式时挑彩旗用。戏剧队的尹学仁同志身高肩宽,体壮力强,分扛了两根。

  离开甘孜10天左右,尹学仁同志生了病,但他隐瞒着病情,顽强坚持着。7月17日,要翻达马拉山了。翻过大山,就是重镇昌都。尹学仁紧紧背包带和腰鼓带,扛上旗杆,照常行进在队伍中间。渐渐地,他不大那么有精神了,大口地喘着气,艰难地一步步攀登。分队其他同志赶忙来帮忙。一过山顶,尹学仁虚弱得两腿颤抖,一口接一口地吐着淡红色的血水。即使到了这种地步,他也不愿把自己身上的腰鼓和旗杆放下来……就在到达昌都的当夜,尹学仁同志带着满身风尘与我们永别了。我们噙着眼泪,用他和同志们扛的旗杆,扯起幕布为他搭了灵棚,给他穿上准备到拉萨入城时穿的呢子军服,沉痛地把他安葬在澜沧江畔。

  在昌都经过1个多月的休整和评功选模后,我们于8月28日继续向拉萨进发。同志们扛起尹学仁扛过的旗杆,继续向西挺进。过了丁青以后,部队渐渐缺粮了,道路也更加崎岖,大家的体质明显下降。一天,军乐队的张国藩同志病得连马也不能骑了。在那连做筷子的木棍都找不到的荒山上,大家只好用旗杆临时绑个担架,轮流抬着他走。舞蹈队的邓群阶同志也热心地去抬担架。但大家当时都不知道他也在病中。走着走着,他突然口吐鲜血,跌坐在山路上。这天晚上,张国藩同志离开了我们;第二天夜间,邓群阶同志也与世长辞了。我们在荒山脚下、无名河畔,用双手搬开石块,掘开冻土,安葬了他们。

  10月26日,部队进抵拉萨。举行隆重的入城式时,我们在队伍前面高举40面彩旗,打着整齐的腰鼓,行进在拉萨的街道上。我抬头看看迎风招展的旗帜,好像见到了尹学仁高大的身影;听着高亢的军乐,似乎听到了张国藩吹奏的悠扬笛音;踏着胜利的鼓点,好似看到了邓群阶优美的舞姿。在这胜利的时刻,我们多么想念在进藏途中献出年轻生命的战友啊!

  (本文摘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

(责编:万鹏、刘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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