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邓宝珊

　　1949年2月，周恩来在西柏坡和傅作义（右一）、邓宝珊（右二）合影。

　　平津战役期间，邓宝珊应傅作义之邀来到北平，共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议，并担任傅作义的全权代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谈判并达成协议，对促进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

　　抗战胜利后，邓宝珊不愿卷入蒋介石挑起的全面内战，回到家乡 “养病”。1947年夏，爱国民主人士刘绍庭携朱德及续范亭的信去见邓宝珊，要他当机立断举行起义。邓宝珊复信表示：“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

　　1948年，邓宝珊彻底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进一步坚定了起义决心。8月中旬，他飞往北平，在北平住了一个多月，与傅作义反复研究华北战局的发展前景，同时提出了“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起义归向人民”的建议。10月，晋绥人民解放军进攻包头，邓宝珊命令部下不要和解放军交火，退驻陕坝。不久，解放军从包头撤离，邓宝珊又率部回到包头。

　　几乎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对傅作义也开展了积极的工作。中共晋察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曾指示北平地下党：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傅作义将军周围的人，去做傅作义的工作。北平地下党经缜密研究后，认为邓宝珊和傅冬菊、刘厚同一样，是一位“与傅作义真正说得上话的人”。从10月开始，中共北平地下党员李炳泉（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等通过李腾九（傅部联络处少将处长）与邓宝珊接触，“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

　　邓宝珊从解放军的广播中得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包围了平津等地的消息后，感到和平起义已迫在眉睫。与此同时，傅作义也越来越多地开始考虑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他热情接待来访的爱国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认真听取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保存北平千年的文物古迹，避免百万人民生命涂炭”的呼声，对于要求出城活动的康同璧、何思源等爱国民主人士，傅派人安全送到城外解放军的联络站，又把他们安全接回。傅作义更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帮助下，派《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携带电台，在李炳泉的陪同下前往解放军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秘密谈判。“由于双方在如何实现和平解放的问题上距离较大，尚未达成协议”。

　　考虑到邓宝珊和共产党关系较深且有威望，且深受傅作义信任，马占山向傅作义提出了“叫宝珊帮你分担一点，他的主意多”的建议。傅作义欣然同意，立即派飞机接邓宝珊来北平协助自己推进谈判事宜。有人建议派和邓宝珊同级别的一个副总司令出城直接与解放军谈判即可，傅作义回答说:“接邓宝珊来再说。”

　　为和平解放殚精竭虑

　　邓宝珊于1948年12月28日乘飞机来到北平。当夜，傅请邓宝珊到马占山家为其接风。三人进行了长谈。邓宝珊为傅作义分析了形势，指出“和平解放北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为了保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和故都的文化古物，必须和平解放北平，避免不可估计的损失和空前的浩劫”，希望北平能够得到和平解放。经过和邓宝珊的连夜探讨，傅作义“决心响应和平解放的号召，走起义的道路”的思想“更明朗了”。

　　此前，有人曾向傅作义“建议”：谈判中要向中共要求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以及志愿参加的国民党人士组成”；同时提出“保留傅作义的现有部队和解放军共同维持治安”。邓宝珊在得知这个“建议”后坚决予以否定。他认为：谈判中提出这样的条件，根本“不属于和平解放”。听了邓宝珊的意见后，傅作义决定“不考虑这个方案”。

　　在商谈中，邓宝珊还特别提醒傅作义说:“蒋介石对他在平津的几十万嫡系部队，能直接发号施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随后的日子里，傅作义和邓宝珊派人对北平城内的蒋系部队开展工作。当摸清蒋系部队中也有大批官兵正在和中共地下党组织谈判、准备起义的情况后，邓宝珊又和傅作义及其亲信将领，针对蒋系部队中可能发生的如少数顽固分子挑动士兵骚乱，特务、宪兵进行破坏活动等紧急情况进行研究，制定了应变措施。由于防范周密，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官兵在接受和平改编时，上述“两件事都没有发生”。

　　邓宝珊还通过爱国民主人士的关系，迅速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崔月犁等人进行了秘密接触。他对崔月犁说:“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女儿曾在延安学习。我见过毛润之、朱玉阶先生，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崔月犁等鼓励邓宝珊“勇敢地担当起这项和谈的光荣使命”，并和邓宝珊共同研究了由邓代表傅作义将军出城谈判的具体细节。同时，邓宝珊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秘密召集专家学者开会，广泛听取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得出了帝国主义不敢出兵干涉中国解放进程的结论，并将这一结论告知了傅作义。

　　1949年1月6日，蒋介石派郑介民来到北平，企图说服傅作义率兵南下。傅作义在和邓宝珊等商议后，经过一番虚与委蛇，将其“礼送出境”。同一天，傅作义派周北峰(傅部少将土地处处长)出城和解放军谈判。周北峰在解放军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各位首长会谈后，草签了《会谈纪要》。

　　周北峰携带《会谈纪要》回城后，邓宝珊又和傅作义进行了谈话，表示“毛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要完全信赖他”，进一步帮助傅坚定了和平起义的决心。邓宝珊还和崔月犁见了面，高兴地告诉他：“傅先生……决定跟共产党合作。这个问题解决后，他的心情也很好，我把他的女儿冬菊叫到一起，亲近的人一块儿吃了顿饭。”

　　傅作义的全权代表

　　由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提出希望派“一位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前往谈判，以达成协议，傅作义便请邓宝珊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谈判。邓宝珊第一次出城后，由于通讯不畅，不得已中途折回。后傅作义让周北峰发电给解放军，说明拟派邓宝珊作为全权代表赴解放军处谈判，解放军回电表示：欢迎邓宝珊将军的到来。

　　1949年1月13日中午，邓宝珊在周北峰的陪同下前往解放区。出发前，傅作义将邓宝珊和周北峰约到办公室，“表示决心起义”，请邓、周二人，“一切问题相机办理，务期于成”。当日下午，邓宝珊等到达通县，受到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参谋处处长苏静的热情接待。

　　在随后的两三天里，邓宝珊和解放军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各位首长就北平和平解放、傅部接受和平改编的具体条件进行了谈判。由于15日下天津已获解放，谈判内容完全集中在北平和平解放的问题上了；而绥远傅作义部队的起义问题，按中共中央意见“留待以后再谈”。很快，双方整理归纳出了十余条条款。其间，邓宝珊曾提议，将不同意见电呈毛泽东主席，解放军各位首长表示同意。当晚毛泽东回电说:“尊重邓先生意见。”中共中央军委也致电解放军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傅之灵魂是邓宝珊，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出来谈判，表示高兴，并致欢迎之意。”

　　就这样，产生了《北平和平初步协议》。双方在上面签字后，邓宝珊表示“完全可以照办”，并邀请解放军代表立即随他入城。17日，邓宝珊和苏静、作战科科长王朝纲共同进入北平城内。当邓宝珊到达西直门时，傅作义已派参谋长李世杰、政工处处长王克俊等人迎候。当夜，邓宝珊和傅作义共进晚餐，详细谈了会谈经过。傅作义看了邓宝珊带回的《初步协议》，深为中共的宽容所感动，立即表示完全同意，坚决按《初步协议》执行。

　　“回娘家的见面礼”

　　1949年1月18日，邓宝珊陪同苏静与傅作义会见。第二天，苏静代表解放军，王克俊、崔载之代表傅作义草签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经报请双方领导人修改、同意后付诸实施。1月22日, 傅作义正式向报界宣布《协议书》内容，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开始移向城外，向指定地点出发。同一天，邓宝珊与王朝纲等乘车东出北平朝阳门，沿公路去通县迎接解放军先遣入城工作的人员。第二天邓宝珊和徐冰、戎子和等一同返回北平。26日陶铸入城后，由邓宝珊陪同会见了傅作义。几天后，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北平城群众热烈欢庆北平和平解放。2月8日，进驻北平的中共领导人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邓宝珊，赞扬他们为北平和平解放所作的贡献。2月14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达北平。第二天，叶剑英与颜、章、江等人会晤，并于当晚设宴招待一行，傅作义、邓宝珊也应邀赴宴。

　　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陪同颜、邵、章、江前往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恩来对邓宝珊说:“邓先生，我们是长期合作的老朋友，现在你回到‘娘家’了。”邓宝珊听后深受感动，他说：“我这次为北平和平解放做了一点事，也算尽了我一点绵薄之力，就算我回‘娘家’的见面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