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第三厅”：我党领导抗战宣传工作的精彩篇章

       抗战时期，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部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三厅主管抗战宣传工作，受时任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直接领导，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成果。它书写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篇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宣传工作的成功典范。

　　“名流内阁”的诞生

　　全民族抗战开始以后，因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虽然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但屡战屡败的战况，让国内各界大失所望。同时，民间的责难和非议又反过来影响前方抗敌官兵的士气。为动员全国民众的力量以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不断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政治工作制度必须建立，而且要成为军队的生命线来巩固部队”。

　　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终于恢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久负盛名的政治部。政治部负责三项事务：“一、陆海军之政治训练。二、国民军事训练。三、战地服务及民众之组织与宣传。”国民政府邀请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主任，主管第三厅的工作，即抗日宣传工作。中共中央从全民族抗战大局出发，认为可以利用这个公开、合法的机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于是接受了这一邀请。

　　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昙华林鸣锣亮相。著名诗人、学者郭沫若被委任为厅长，厅下设三个处，分别为文字宣传处、艺术宣传处和国际宣传处。此外，“全国慰劳总会”和“战地文化服务处”也隶属第三厅领导。由郭沫若出面，第三厅请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文化名人：担任主任秘书的文化界名人阳翰笙；担任艺术宣传处第一科科长、负责戏剧音乐宣传的洪深；负责美术宣传的徐悲鸿。国际宣传处第一、二科科长杜国庠、董维健是留日、留美博士。还有金山、赵丹、冼星海、李可染等。第三厅最盛时有2000多人，聚集的文化名流不下百人，可谓人才济济，盛况空前，由此获得“名流内阁”的雅号。

　　然而，委任状下来，郭沫若等名流却不愿意履新。一是认为此举显然是到国民党政府“当官”，这是自负清高的文人所不屑的；二是第三厅属于军事编制，科员以上都授军衔，郭沫若居然被授予中将军衔，要穿军服、行军礼，这一招又是知识分子不能适应的。这时，还是周恩来出马，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他们才心悦诚服地接受了。

　　在第三厅的领导骨干中，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共秘密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成员有郭沫若、阳翰笙等；处以下的党员则另外成立一个支部，冯乃超任书记。这两个党组织平时互相不发生联系，即便万一发生问题，也不致互相影响。

　　大放异彩的抗日宣传周活动

　　第三厅有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3个电影放映队，1个漫画宣传队，还有著名的“孩子剧团”和“新安旅行团”。“开张”后打响的第一炮是4月上旬的抗日扩大宣传周活动。周恩来号召大家“把武汉的扩大宣传周扩大到全国去，武汉要做全国宣传工作的模范”。为此，第三厅的各个成员对活动周进行了精心计划和周密安排。

　　以4月7日的火炬游行为开端，之后每天一个主题，联袂而出，络绎缤纷。第一天举行开幕式，确定为“文字宣传日”。当时“火炬游行，行列绵亘数里，经过之地区，市民均以鞭爆欢迎，民气极度振奋”。第二天是“口头宣传日”。那一天虽然大雨滂沱，但1000余支宣传队活跃在街头巷尾，沈钧儒、于右任、邹韬奋等都被邀请作广播演讲。第三天是“歌咏日”。白天，在中山公园体育场举行广场歌咏活动，郭沫若作了“来它个四面倭歌”的动员。晚上，光明大戏院举行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等歌声此起彼伏。第四天是“美术日”。巍峨的黄鹤楼两旁展出数百幅抗日宣传画，气氛热烈。当夜幕降临后，又开始了画灯火炬游行，火光映照之下，滚滚长江水浩荡而去，慷慨悲壮之情油然而生。第五天是“戏剧日”。《最后一计》《团结抗日》《日兵暴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话剧、小品琳琅满目。第六天是“电影日”。巡回放映车在武汉三镇各重要地点放映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抗战影片，同时播放抗战歌曲。到第七天，宣传活动达到顶峰，武汉地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近40万群众参加了活动。

　　两个多月后，第三厅又举办七七事变一周年抗战宣传周。其中的献金活动最感人肺腑。当时，担任政治部主任的陈诚反对献金活动，因为第三厅成立前，国民政府政治部曾搞过3天募捐，才募得4000元。不过这次陈诚估计错了。“七七献金”得到了各界、各阶层人士和民众的热烈拥护，前来献金的既有高官巨贾、社会名流、机关人员，也有艺人、军人和商人，甚至还有黄包车夫、码头工人、擦皮鞋的孩子、澡堂里的揩背工、茶楼酒店的堂倌……不少人献了一次又一次，有些甚至献了十次二十次，“简直是狂了”。

　　献金活动整整持续了5天，在武汉一地就募捐了100万法币，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为贯彻宣传和慰劳相结合的原则，第三厅又筹建了全国慰劳总会和全国寒衣委员会，委托这两个组织到香港购买了10卡车药品和医药器械，还为前方将士赶制了20万套暑衣、40万套棉衣，其中5万套给了八路军。

　　第三厅的对敌宣传以及国际宣传工作也做得相当出色。这项工作主要由共产党员董维健、杜国庠和冯乃超三位科长主持。他们联络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等，开展日本专题研究、颁发《对敌宣传要点》、协助散发和投放各类反战宣传品、组织在前线对日军喊话、在战俘中组织反战教育活动等；在国际宣传中成功使用世界语对外宣传，创办了一个世界语刊物《中国导报》（半月刊），寄给50多个国家；每周召集外国通讯社记者招待会，发布的材料真实而丰富。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

　　意义深远的“第三厅”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逼近武汉，第三厅随同国民政府辗转到重庆。此后，随着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逐步改变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方针。1939年10月，国民党秘密颁布《共产党问题处理办法》，蒋介石亲下手谕：“凡不加入国民党的一律退出三厅”。郭沫若义愤填膺，当即提出辞职以示抗议，第三厅其他进步人士也纷纷效仿。

　　周恩来对时任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表示：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蒋介石得知此事，担心这批文化名人都去延安，于是连忙召见郭沫若、田汉、阳翰笙等人，说明在政治部里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需要第三厅的人员留下来继续工作。这其实是蒋介石采取的羁縻之计。然而周恩来将计就计，劝郭沫若等答应下来：他画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它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文工会成立后，郭沫若继续任文工会主任。

　　就这样，国共合作的第三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三厅活动时间虽然不长，但它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极大地增强了党在大后方爱国知识分子和进步文化人士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党领导下的第三厅把流亡到武汉的优秀文艺人才吸揽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不仅在当时为全民族抗战大业作出贡献，而且为新中国培养和储备了一批杰出的文艺骨干。许多在当年加入第三厅的年轻一代文艺工作者和进步知识分子，通过接受党的教育、培训以及战争的洗礼，后来成了新中国文艺界和知识界的领军人物，如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编导史东山、《塞上风云》导演应云卫，电影演员赵丹、金山，漫画家张乐平、廖冰兄，音乐家郑沙梅，历史学家尚钺、蔡仪，外语人才叶君健、张兆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