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书记在上海基层调研的第一站就选择浦东新区”

采访对象：陈高宏，1956年2月生，安徽蚌埠人。2004年6月起先后任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区委宣传部部长。2010年10月起先后任徐汇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2017年3月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2019年4月退休。

采 访 组：田玉珏 李 政

采访日期：2018年1月6日

采访地点：上海市东湖宾馆

采访组：陈高宏同志，习近平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您是浦东新区区委办公室主任、区委宣传部部长。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到浦东新区调研时，您在展览馆为他作了介绍。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陈高宏：那是2007年3月31日，习书记就任上海市委书记后，基层调研的第一站就选择到浦东新区。因为我从1993年浦东新区成立之初就在这里工作，对整个情况比较熟悉，区委就安排我首先为习书记作介绍。

调研安排在那天下午，阳光和煦，春意很浓。习书记一行乘坐中巴车，跨过黄浦江，来到浦东新区展览馆。这里有我们常设的一个展览，位于展览馆二层。习书记拾级而上，走进展馆，区委书记把我介绍给习书记，说：“这是我们区委宣传部长，由他给您作介绍。”我很荣幸能承担这个任务，可心里多少还是有点紧张。没想到习书记迎面有力地握住我的手，微笑地看着我，使我的紧张心情很快缓和下来。

我首先将习书记引到邓小平同志的名言墙边，上面书写着“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就在这句话下面，我向习书记介绍了浦东新区的“前世今生”，从开发决策前的背景到飞速发展的面貌。习书记听得很认真，边听边问，入神地在邓小平像前驻足良久。

我介绍说，1995年，浦东开发刚刚度过起步阶段，有些人担心政策会变，甚至出现一些投资观望倾向。当时中央就提出了“三个不变”，即：浦东开发的基本政策不变、目标不变、决心不变。习书记仔细询问：“中央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三个不变’？”我向他介绍，这是1995年3月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期间，由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提出来的。习书记听了点点头。

讲到自主创新时，我给习书记举了好几个小微企业创新的例子，比如做心血管支架、手机芯片的一些企业。习书记问我：“这些企业团队都是由哪些人组成的？”我说都是以我国的海外留学生为主，他听了以后很肯定，强调创新发展引进国外技术固然重要，但原创性的创新更为关键。

在参观浦东新区沙盘时，他主要看了陆家嘴地区的规划。我当时介绍说，陆家嘴的规划是向全世界招标的，有五个国家的设计单位参加竞标，历时将近两年，经过层层优化、比选，下了很大的功夫。习书记听完说，一个地区的开发，规划要先行、先导、先进，还要坚持。规划是为整个地区开发引路的，要先研究，要具有国际视野，还要把规划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习书记这些话都讲得非常恳切，这也是浦东新区开发开放过程中一直坚持的理念。

走到“浦东为全国服务”的板块前，我介绍说，浦东的开发不仅带动上海发展，同时也对长三角、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各地的开发起到了示范作用。习书记听得很仔细，他说：“浦东开发要从全国的布局来考虑，要为全国作贡献，要发挥窗口和示范作用。”

我还向习书记介绍了浦东新区在开发开放过程中总结的党建工作经验。上海作为经济中心，资金流动很大，浦东新区如果不抓廉政建设，就会出现“大楼建起来、官员倒下去”的局面，所以就要用一流的党建促进一流的开发开放，正如我们在展览中突出的一句话：“开发到哪里，党的建设到哪里。”习书记听了非常赞同。

介绍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作为一个长年在浦东新区工作、见证浦东变迁的亲历者，向习书记作了一个总结性概括：浦东开发开放取得的成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的意志、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愿望有效整合，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大型城市改造的跨越式发展。习书记听了，频频点头。

随后，习书记又调研了上海光源工程和中科院浦东科技园建设情况。他在上海光源工程建设现场，听取了工程进展情况介绍，察看了工程主体建筑外观、“真空与机械预准直”实验大厅、直线加速器、增强器和工程总体规划模型等。他肯定上海光源对于科技创新的巨大作用，鼓励科研团队要更好聚焦国家战略、服务国家战略，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多作贡献。

采访组：我们能感觉到，您当时的这番讲解不同于一般性讲解，道出了您理解的浦东新区成功之道。当时您是怎样解释这一成功之道的？

陈高宏：因为考察日程很紧凑，我边引导观看展览边向习书记解释，大致从三个方面对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阶段性成果作了说明。一是规模总量超出预期。上世纪90年代初，浦东刚刚起步，整个浦东地区的生产总值只有60亿元，税收才5亿元。当时我们立下雄心壮志，希望“到2000年，浦东地区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超过200亿元，比1990年增加2.5倍”。最大胆的预测也只是提出“2000年争取达到500亿元，相当于再造大半个上海”。结果，实践的步伐把最大胆的预测也远远抛在后面：到了2000年，浦东新区产值已经将近1000亿元，2006年，超过2300亿元，是1990年上海全市总产值的3倍多。这是一个奇迹般的速度。可以说，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值得骄傲的。

二是发展质量交出满意答卷。首先，浦东的产业结构好、层次高，主要是先进制造业，金融、贸易等现代服务业。其次，投入产出比小，不仅区域开发实现了出形象、出功能、出效益的统一，中外投资者在浦东新区也获得了较好的回报。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社会总投入6700亿元，而2006年全口径税收就超过1300亿元。同时，社会事业如环保、教育、医疗等也以超常规的速度实现跨越式发展，浦东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区、全国环保城区，还获得了联合国人居环境示范奖。这些指标都充分说明我们的发展不仅规模超预期，而且质量超标准。

三是辐射能量深远。浦东开发开放不仅带动了上海老企业重组、老职工再就业、老城区改造，而且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的辐射和支持，更重要的是，通过浦东开发开放这一窗口，展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利用国际资源，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还记得浦东刚开发的时候，台湾地区同步启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叫做“亚太营运中心”，意图依托高雄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但10多年过去了，浦东生机勃勃，而“亚太营运中心”早已偃旗息鼓，这充分说明制度优势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强大支撑力。纵观浦东开发历史，无论是资金投入、土地动迁，还是劳动力安置，每一道难题的解决无一不依靠党的坚强领导。

采访组：您讲到浦东的历史，可以给我们简单作一回顾吗？

陈高宏：讲浦东的历史，不能脱离上海的发展史。上海的发展是从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开始的，作为一个自由港，上海短时间内就接纳了大量资本和人才，金融业十分繁荣，成为远东国际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布局下，上海成为工业基地，重化工、制造业、加工业兴旺壮大，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按照经济学规律，通过人才资金集聚达到工业集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保障了新一轮工业的加入。因此，上海成为新中国的工业标兵，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1/6，只要讲到工业产品，“上海”就是时髦的代名词，如上海包、上海手表、上海收音机等。但这是由国家调拨原材料，由上海加工，是通过计划手段整合资源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海作为工业重镇、国家重量级城市，是中国计划经济运行的工商业枢纽。谈及改革，处于特殊地位的上海当时不敢轻举妄动，凡是带有市场取向的动作都比其他城市晚一拍，而有些城市则开始大胆先行先试，比如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迅速兴起。市场经济体制下，价格杠杆发挥作用，上海失去了原有的大部分原材料供应，日子有些不好过了。还记得1987年，党的十三大刚刚召开，上海市委就收到群众来信，反映在市场上买不到猪肉，日常消费供应出现紧张；上海焦化厂煤炭库存告急；1987年发生陆家嘴码头踩踏事故，造成66人死亡；1988年甲肝大流行，一个月病倒30万人……接连几件轰动全国的大事都指向一个危机性问题：上海已经严重老化。一位老领导曾这样形容：“上海像一个进入了晚年的老头，老态龙钟，精疲力竭。”从旧中国的明星城市，到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主力部队，后来变成改革开放的后卫，上海开始痛定思痛，积极思考如何摆脱这个窘境。最后，上海选择浦东开发作为复兴的重点，党中央又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给了浦东很多优惠政策和先行先试的权力。可以说，党中央把浦东开发作为国家战略是十分英明的，体现了对政治大局、经济大局和时代大局的敏锐把握。

一是对政治大局的敏锐把握。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国内外一度出现“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继续坚持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的质疑。针对这个局面，邓小平同志鲜明指出：“要进一步把开放的旗帜打出去”，“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所以上海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一个政治决策，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不会倒退，而且步子要迈得更大。从实践上来看，深圳改革是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但内地主体部分计划经济的堡垒依然存在，上海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大哥，浦东开发开放的目的就是要打一场“攻坚之役”，在堡垒区域完成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这意味着要进行经济体制深层次的改革，在资源配置上要改变多年习惯的计划模式，主动采取市场的方法，这对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格局至关重要，也为我们以后加入WTO、实施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基础。

二是对经济大局的敏锐把握。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发展却存在与大都市极不相称的巨大反差——如果我们在浦东开发之前从上海上空俯瞰黄浦江两岸，一边是繁华的大都市，一边却是“听取蛙声一片”的农田。这是历史的遗憾，也是我们发展的空间。浦东——这一片外滩对面的“农村土地”，只要运用好上海本身的港口优势、长江入海口的区位优势等，即可把已有的政治动能转化为经济势能。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把握住国际产业资本调整的机会：当时信息产业刚刚兴起，世界上很多闲置资金在找投资方向，此时推出浦东新区，加上上海本身就有较为成熟的金融基础、人才基础，立即得到国际响应，投资意向纷至沓来。

三是对时代大局的敏锐把握。我们党对时代的判断直接决定了我国的政策方针。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上海的改革开放也是基于这个重大判断而展开的，否则上海作为沿海前线，怎么能将现代化经济中心放在这里？作出这个判断后，上下同心，坚持政治定力，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不为任何风险所惧，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了经济腾飞。

如今，浦东新区已成为举世瞩目、举世认可的改革开放热土，其定位非常清晰，就是以浦东开发开放这个龙头带动上海成为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创中心，把浦东建设成为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总结成功经验，可以说有三个“三”：一是战略上坚持“三个先导”，即规划先导、法规先导、政策先导；二是具体操作上坚持“三个先立”，即人才先立、思想先立、基础设施先立；三是产业结构上坚持“三个先行”，即金融先行、贸易先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

这其中，最具亮点和特殊意义的就是“法规先导”。一个城市有面向未来的发展计划，就要给人以信心和安全感，这就是法规的作用。浦东新区提倡法规先导，是从开发开放之初就确立的，至今一以贯之。首先，市人大对浦东新区发展规划进行充分讨论，通过后以地方性法规形式确立下来，确保了规划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其次，浦东新区从上世纪90年代就针对外商和投资者管理问题出台了20多个政策法规。比如，刚开始成立外高桥保税区时，就制定了《外高桥保税区条例》，这个《条例》在市、区上下反复讨论时，一些条款被削减，浦东新区的同志当时觉得少了很多“干货”。但没想到《条例》公布后在外国投资者中反响非常好，因为他们非常重视法律规定，有《条例》就说明透明化、可预期，他们投资就放心了。所以后来浦东新区每发展一步，都伴随着法律法规的建立与不断完善。我们体会，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只有法治才能适应、整合多元社会的复杂性，只有法治才能提供转型社会的确定性，才能为我们党执政的长期性提供保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上海工作时，浦东开发开放进入了什么阶段？他提出了哪些要求和举措？

陈高宏：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作为全国首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单位。此时，浦东开发开放进入高位攀升阶段，老的动能已经消耗衰减，必须培育新的增长动能。争取到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之初，浦东新区“摸着石头过河”，对这一战略的全局意义理解深度还是不够的。浦东最早是党工委（管委会）体制，虽然效率高，但管理体制的规范性不够。后来建成了四套班子，但队伍中又慢慢出现一些结构性问题，有的部门固守自己的一摊，工作中缺乏担当和主动性，没有了敢想敢试的勇气和一往无前的锐气。

习书记到上海工作后，敏锐洞察了这些问题，站在上海发展的大局上着手解决问题。首先，迅速把干部队伍的思想统一到拼搏进取上来，提振士气。其次，强调党的领导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最后，强调上海要从国家大局出发，服从国家战略发展需要。

对于习书记提出的最后一点，我感触很深。在我看来，浦东的成功离不开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各兄弟地区的支持。多年来，国家集中力量和优势资源向浦东倾斜，其他省市不仅不“别苗头”（上海方言，大意为比高低、争风头），而且都来支持，众人拾柴火焰高。实施浦东开发战略之初，上海连续10年将一号工程、重大项目放在浦东新区，其他各个区都服从大局、听党指挥，共同助力浦东发展。这充分体现出我们国家的政治整合能力、政治号召能力，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执政能力。从这个角度讲，浦东的发展更不能光是看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要从服从服务全国大局的高度，进一步加快改革创新步伐，努力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在2007年3月31日那次调研的最后，习书记在展览馆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听完区委书记的汇报，他发表了重要讲话。习书记说，再过18天就是浦东开发开放17周年。17年，弹指一挥间，何等巨大的变化！当今，浦东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非常英明。

习书记还讲道，当前，上海处在一个全新的发展起点，要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把浦东开发开放好是根本动力。要继续发挥好浦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作用，特别是深刻认识浦东开发开放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意义。

他说，现在全国各地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深圳作为老特区，正在继续加快推进改革开放，生机勃勃；一些后起之秀也在迅速崛起。在全国改革发展新形势下，如何认识浦东的历史地位、把握历史进程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高举浦东开发开放的旗帜，以改革开放全面推进浦东各项建设。

那次座谈会上，习书记对浦东新区提出殷切希望：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充分发挥浦东在加快实现“四个率先”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加快实现在建设“四个中心”中的核心功能作用。习书记的讲话立意很高，站在国家发展大局上来考虑浦东开发开放问题，极大鼓舞了浦东的干部群众，给浦东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习书记在上海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一上任就到浦东调研，对浦东改革开放事业高度重视、精心指导、倾注热情。在习书记全力推动下，浦东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保持了开拓进取的势头，开展得如火如荼：或接力前行，继续扩大、深化此前的改革探索；或先行先试、敢闯敢试，开拓新的改革领域。改革试点充分体现着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以股权作为注册资本。过去注册公司，注册资本要先一步到账。如果有一个大企业想要组建新的公司，想要以自己的股权作为注册资本，过去是不行的。浦东就和市工商局联合推出改革措施，可以用股权作为注册资本，即“股权出资”，反响很大。

第二个例子，就是消防验收改革。按理讲，新建楼房没有通过消防验收是不能入住的。但当时消防验收要拖较长时间，一度出现一些商务楼盖好，企业也搬进去了，但消防还没有验收通过的情况，这种看似不合理的现象，其实是行政协调上的一种博弈和无奈：如果消防验收完，发生安全事故，消防部门是负连带责任的，并且消防部门对设计、施工的专业业务心里也不是很有底，因而消防部门会拖些时间。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浦东采取四项举措进行改革。一是告知承诺，向大楼业主发放通知书，保证消防通道、消防栓等使用畅通，承诺书一旦签订，须承担法律责任。二是把业务审核与行政审批相分离，大楼的设计图纸由专业的第三方审图公司作出专业审核，判断消防设计是否合规合理。三是设计审核通过后，施工单位按照图纸施工、消防部门按照图纸验收。四是消防部门根据业主承诺、审图与竣工验收，只要合格一致就通过、盖章，整条审批流程就捋顺了。

改革试点问题都很具体，但每一点牵涉面都很广，事关浦东开发开放能否发挥习书记所说的“窗口和示范”作用这个大局。

采访组：那次浦东调研之后，您和习近平同志还有过哪些接触？

陈高宏：习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我和他相对近距离接触的还有两个场合。一次是2007年4月18日，上海召开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我有幸作为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长参加会议，介绍浦东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些做法。会场气氛很活跃，许多参会同志都谈了当前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困惑，习书记非常平易近人，一边听一边和大家作些交流，非常风趣。我们汇报时讲到当时市民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比如穿着睡衣上大街、穿着拖鞋进法院等，习书记笑着说，这个情况各个地方都有，比如北京就有“膀爷”，还讲了一些自己小时候在北京生活时的趣事，大家听了哄堂大笑。习书记说，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既要利用筹备世博会这样大的活动契机为抓手，在各个层面形成一定氛围和热度，也要抓住一些细节，展现上海市民良好的精神风貌。习书记的话既高屋建瓴又脚踏实地，为我们做工作指明了方向。

另一次是2007年5月24日，我作为党代表有幸亲耳聆听了习书记在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上的报告。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报告中提到的上海城市精神，在原来提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提法，到现在为止都为广大上海干部群众所认可。上海越是处在高速发展阶段，越要保持宽广胸襟、大气态度，这既是在精神上树立了很好的导向，也是提出了极高的工作标准和追求。 在市第九次党代会上，还有一件令我难忘的事。在第二天分组讨论时，习书记站在旁边的会议室里和当时的市委组织部长商量工作，正好有一些基层代表经过时看到了他们，大家都抢着上前找习书记合影。习书记非但不觉得他们打扰了工作，反而非常温和，毫不介意，微笑着一一和大家合影，从这件小事就能够看出他的修养与心胸。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关心城市建设问题。请您结合多年工作和研究的经历，谈谈上海城市建设的经验。

陈高宏：我理解城市建设有两个关键要素，一是规划的科学合理，二是建设理念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

我们过去过于强调组团式开发，将城市建设区块划分为工业园区、居住区、商业区、文化区等，不能有效利用资源。比如以前的张江高科技园区，面积二三十平方公里，居住区大多在园区外面，工作人员上下班往来交通很不便利。现在提升为张江科学城，将园区城市化，里面既是科创区，也有居住和生活功能，真正让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走向城市化是我们以后开发区的大趋势，要建成多功能融合的小型城市部落，通过多元整合体现街区的活力。

还有，过去建设道路过于求宽，而且路口很少，行人过马路很不方便。全世界城市的平均水平是每一平方公里要有80个路口，浦东新区的平均水平只有17个路口，北京市海淀区是14个。这种规划对驾车有利，但对行人并不友好。此外还有城市同质化程度高，城市规划在绿化、服务上仍然欠缺，缺乏亲和力等问题，这都是今后在规划中要加以注意的。

我认为，城市不能一味强调吸引高端精英，这是理念上的一种误区。所谓的高端是需要更多一般工作人员围绕其开展服务的，只有高端没有一般是不可能的，高端与非高端是共处在同一个生态圈的。没有非高端的服务，城市运作会出现大问题。我们要对那些为城市作出贡献的劳动者心怀感激，在城市规划中要为一般服务性行业人员作出妥善安排，这是城市管理的神经末梢，是一个社会的底线标准，更能体现城市治理的水平。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扶贫工作，城市有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是惠及各方的扶贫工程，在这里，人们能够通过自身的辛勤工作得到应有的报酬。今后我们在制定政策时一定要多以人民群众的感受来考虑问题，不能端着架子、脱离群众，要充分体现社会关怀。

在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习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让我们感到大道至简、至深。对于管理者而言，一个城市的建设要精心、精细地做好三件大事。一是保证区域活力。活力就是按照市场和社会的信号，在第一时间以最低成本实现经济社会要素跨领域、跨区域、跨行业的流动配置。二是维持区域秩序。要给社会提供安全感，保证社会的有序性。三是提供区域品质。一个城市要给老百姓提供尽可能好的生活便利和文化教育等公共服务保障。习总书记提出的城市管理的要求，其实就是要求我们做到：城市管理标准化，操作过程人性化，管理环节专业化。当然，管理智能化渗透在所有环节之中。

现在城市治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够组织力量干大事、处理突发性事件，但有时还缺乏处理老百姓身边日常问题的能力和办法。现在社会管理一定是跨领域发生的，但我们的政府机构设置是条块化的，很容易出现各部门之间互相推诿的情况，难于协调。解决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关键在党。所以，必须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抓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社区组织建设的要求，把党组织向下延伸，作用力向下传递。我以前去一个工会组织调研，工会同志对我说：“你放心，我们肯定跟着共产党走。”我问他：“你跟共产党走，那工人群众跟不跟你走？如果不能深入一线为工人群众排忧解难，凝聚带领工人群众跟党走，我们的目的就没有达到。”现代社会正由封闭式社会变成开放式社会，由静态社会变成动态社会，由熟人社会变为生人社会。我们必须把老百姓身边的小事当成大事来抓，发扬草根精神，通过党强有力的领导发动群众自己服务自己，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和社区组织建设，做到把生人变成熟人，把熟人变成友人，把友人变成主人，着力提升百姓身边的日常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和内部矛盾纠纷的消化能力，进而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采访组：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习近平同志有机会再到浦东新区考察，还是由您来介绍情况，您会和他说些什么？

陈高宏：古人云：“诚者，天之道也。”习近平总书记以对人民和国家的赤诚之心，为我们党的长治久安、为党重新凝聚民心精诚尽责，做了大量艰苦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在市场经济多元环境下，充分发挥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主观能动性，披荆斩棘，破浪前行。可以说，他作为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既摸准了时代脉搏，又深刻体察百姓心声，还亲身示范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奉献与担当，是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如果将来习总书记再次来浦东新区视察工作，如果我还有机会为他讲解，我最想以一名普通基层工作者的身份，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也诚挚地拥护他带领全党全社会奋勇前进。

一直以来，习总书记对上海的发展关怀备至、念兹在兹，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指示，不断为浦东新区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愿景。特别是他提出上海要有“四个新作为”，即在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上有新作为、在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有新作为、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上有新作为、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有新作为，抓住了上海发展的关键，也吹响了浦东新区再创辉煌的“集结号”。我们一定发扬浦东精神，以争创一流的意识、建功立业的抱负、忘我工作的境界、廉洁自律的操守、海纳百川的胸襟，沿着习总书记为我们设定的新锚点，再次起航，乘风破浪，实现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