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之孙李建生：弘扬大钊精神，传承对党忠诚的家风

“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1927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在刑场上慷慨激昂、大义凛然，尽管他的生命定格在了38岁，但其高尚的形象历经岁月，始终屹立在中华儿女心中。

“我虽然没见过爷爷，但是他一直活在我的心里。爷爷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的人格风范如同一本教科书，是一面纯洁思想、净化灵魂的镜子，深深影响着我的人生。”李大钊之孙、69岁的李建生向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讲述了爷爷与父辈们的故事。

“孤松”明志 献身革命

1889年10月，李大钊出生在渤海之滨一个名叫大黑坨的村庄，从小双亲离世，他跟着爷爷李如珍长大。4岁时，爷爷亲自教他识字，严加管教，意欲把他培养成一位读书知礼的人。

“爷爷早年间刻苦求知，心怀天下，坚定理想，与他从小所处的苦难环境有很大关联。”李建生说，爷爷曾经给他自己取笔名“孤松”。多年后，李建生读李大钊写的《游碣石山杂记》等文章，感受到他很喜爱碣石山风景区的五峰山。五峰山是石头山，山顶基本不长植物，少许松树是从石缝里长出来的，其生命力之顽强，让人印象深刻。爷爷以“孤松”明志，就在于他相信自己开创的事业有很强的生命力。

1913年，李大钊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政治经济学，一边学习一边关注时局，思考救国良策。1916年李大钊回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1919年写在文章《牺牲》中的一段话，后来成为李大钊的名言，他也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李大钊也很关心妇女解放，他在《战后妇女问题》里提道：因为妇女占总人口的一半，妇女不解放，社会就成了一个“半身不遂”的社会。他视妇女解放运动为整个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分析中国妇女问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爷爷的一生太短暂了，但他像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无数为国求索的英烈一样，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鲜明的政治立场，为革命、为共产主义牺牲了一切。”李建生说。

传唱红歌 寓教于乐

“爷爷爱唱革命歌曲，爱下军棋，这都是后来我从父亲那里得知的。爷爷爱好广泛，情趣高雅，我从大伯李葆华《父亲的习好》这篇文章中，了解到爷爷喜欢美术作品、瓷器、养花、书法、体育、音乐等。”李建生说。

令李建生印象深刻的是，爷爷教大伯李葆华和大姑李星华唱歌，父亲李光华又向大姑学唱了不少革命歌曲。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写道：每逢下雨天，我们的歌声就不那样低沉，而是嘹亮起来；雨下得越大，我们的歌声就越高。

“爷爷为了让子女们更好地学唱歌，还特意买了一台风琴伴奏。”李建生告诉记者，在他们这个大家族，还有着下军棋的传统。

那时候，爷爷教孩子们下军棋，全家人动手用或红或绿的硬壳纸制作成棋子，在棋子上写好军衔。爷爷不在家的时候，奶奶也会和孩子们一起下军棋。

“从如何做棋子、画棋盘，到摆阵势、走棋子，父亲都耐心指导我们，我们就在纱灯下面下起棋来，父亲的面孔显得很严肃，就像和敌人临阵交锋那样认真。”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这样描述。

李大钊非常疼爱孩子们，关心孩子们的学习，给他们买书看，想用知识把他们培养成遇山不愁、逢海不惧的人。1919年暑假，李大钊全家从北京回河北乐亭时，选择陆路、水路旅程，先坐火车到滦州，再经水路到乐亭，尽管行船比较危险，但李大钊想让孩子们体验一下行船的乐趣，感受水路两岸万山重叠的风景，便逆流而上。

“尽管那时候局势紧张，随时都面临生命危险，但爷爷对子女对家庭深沉的爱，让整个家庭依旧充满温馨、欢乐与希望。”李建生平静地说。

伉俪情深 执着坚守

李大钊入永平府中学、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及1913年东渡日本求学三年期间，夫人赵纫兰肩负起家庭的重担，毫无怨言。“奶奶勤劳朴实、慈爱明理，在她心里，丈夫所做的事是大事，是关乎民族未来的事情。”

李大钊感动于妻子的付出，后来他在《狱中自述》中说道：“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他一直对比自己年长5岁多的发妻赵纫兰照顾有加，闲暇之时，还帮妻子做家务、照看孩子。家里来了客人，李大钊就帮助妻子换上得体的衣服，并热情地予以介绍。当时，甚至有同事、朋友觉得李大钊应该找一位现代知识女性做伴侣，但他坚守与赵纫兰的感情，教赵纫兰识字，使她能够读懂《红楼梦》。“在爷爷的影响下，奶奶不断学习进步。爷爷牺牲后，奶奶强忍着悲痛，历尽艰辛抚养孩子走上革命道路，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李建生说起奶奶时，眼神流露出敬佩。

1933年4月，李大钊的灵柩安葬入土，党组织要搞一次群众性的悼念活动，通过出殡揭露反动派残杀共产党人的暴行，伸张革命正义。赵纫兰非常支持配合这次活动，并说道：“李先生是属于党的，他是为革命而死的，党组织怎样要求，我就怎样办。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去做。”

1933年5月，赵纫兰因过度悲伤，积劳成疾，离开人世，终年49岁，她留下唯一的遗嘱就是：“要把自己埋在李大钊的墓旁，她要到九泉之下陪伴丈夫的忠魂铁血。”

1936年，处在秘密环境下的中共河北省委追认赵纫兰为共产党员。李大钊和赵纫兰相濡以沫、相互扶持、砥砺前行的爱情故事，一直被人们传为美谈。

弘扬大钊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李大钊和赵纫兰共育有5个子女，分别是长子李葆华、次子李光华、三子李欣华、长女李星华、次女李炎华。李大钊一生节俭，“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是他的生活写照，对家人的消费要求也极其严格。在北京工作的10年时间里，他和家人共住过八处地方，搬了七次家，却没有购置任何房产，皆为租房。

“我父亲曾经说过，我们家里十分和谐，这点从第二代人的往来、交流、谈话中都能体现出来，这与爷爷奶奶的相处模式和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分不开。”李建生感慨，我的父辈在党性和人品方面对我们要求严格，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李大钊是党的资源，不能用于谋取私利。他们一生都是这样做的，对党的深厚感情和绝对忠诚悄然间成为家风。

李葆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是一名老党员；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进入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葆华先后任水利部党组书记、安徽省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务，不论在哪个岗位，他都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始终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为了在浮夸风中了解到农村的真实情况，李葆华把自己打扮成叫花子的模样微服私访，百姓为此称快，赞誉为“李青天”。

据李建生回忆，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党员干部，一直恪守着党员干部的标准。当时，党中央号召干部把工资减下来，还要和工人打成一片。他们一家积极响应号召，从高级技术人员住房搬到了工人宿舍。工人宿舍没有暖气、厕所、自来水，很不方便，但父母没有丝毫怨言。

李建生则与自行车结下了一生之缘，他告诉记者，自己平时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从开始上班到退休，这么多年，一直喜欢以自行车代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李建生坦言，这些年，李家三代人对爷爷的崇敬早已融入对党的感情和忠诚之中。我们家族后辈默默地传承着以爷爷崇高人格风范为标杆的家风，虽然这个家风没有条文和约定，却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父辈们因为爷爷所举起的革命红旗和从事的革命事业，自幼就融入这样的生活中，并且为之奋斗了一生。第二代亲属虽然都已经过世了，但他们在世的时候，都把自己的一辈子交给了党，积极为党工作，以告慰前辈和先烈。”李建生说，作为第三代人，由于时代的变化，在坚持传承家风的同时，对先烈的认识和理解在想法做法上与父辈有所不同，主要是学习爷爷的事迹，与时俱进积极弘扬、传播大钊精神，为了红色传承尽一份责、助一把薄力。

“弘扬大钊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绽放美丽青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加油鼓劲。”李建生坚定地说。（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