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家风故事

电影演员牛犇——

把好日子传下去

我今年85岁，今年6月，我入党整整两年。能在这个年纪入党，我很珍惜。

我6岁就没了父母，跟着在电影厂开车的大哥生活，天天在片场里跑腿。当时剧组里有一名场记，跟我说你应该读书，还教我唱歌，“小呀么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名地下工作者。

我从小没受太多教育，拍戏的剧本就是我的课本。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文化给我的烙印很深，告诉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我在戏里受到很多教育，比如《红色娘子军》里的洪常青，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投身革命。我敬佩的很多演员，比如赵丹、黄宗英、王文娟、白杨、刘琼、秦怡，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我身边鲜活的例子，都在教育着我，要跟着共产党走，一辈子不放弃，时刻要求进步。

新中国成立前，吃不饱饭、流浪街头的人数不胜数。现在我们丰衣足食，共产党员不能忘了初心，要把好日子传下去。

今年，在疫情防控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也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尽量在养老院里不出门。今天虽然不要求我们像革命先辈那样拿着刀、扛着枪战斗，但是好的传统依然要传承下去，要尽力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本报记者曹玲娟采访整理）  

西藏卓嘎、央宗姐妹——

守护好幸福家园

我们的家乡是全国人口最少的乡——西藏隆子县玉麦乡，这里曾经只住着我们一家人。这里也是全国人均面积最大的乡，全乡面积达3644平方公里。我们的家训是“家是玉麦，国是中国”，守护好建设好这片家园。

玉麦乡离县城直线距离40公里，但要翻过两座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或滚石滑坡阻断道路，根本无法通行。

父亲常说，“玉麦是国家的土地，我们一定要守好！”在父亲带领下，我们姐妹先后入党，放牧巡山。有一次，父亲买回红布和黄布，自己制作了国旗。父亲不仅将国旗挂在屋顶上，还带着去放牧。因为只要国旗在，家就在，我们脚下踩着故乡的土地，我们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如今的玉麦乡，早已从“三人乡”发展到56户191人，生活条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玉麦有了学校、卫生院、旅游民宿，柏油路修到村里，夏季放牧点都通了电。

央宗的儿子索朗顿珠是玉麦乡第一个大学生，从西藏大学毕业后，考上了玉麦乡的公务员。守边固边，需要每一代人的努力和创新。我们一定守护好国土，建设好玉麦，做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本报记者袁泉采访整理）

湖北省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

多做贡献有担当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不顾身患绝症、不顾家人担忧，全身心扑在抗疫工作中？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是我的责任。从小，父亲常说一句话：“在家尽孝，在外尽忠。”我的理解就是要对家庭尽责任，对社会有担当。

父亲生前对我要求很高，希望我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回报社会。我在读大学时就立志，要用医学知识帮助更多人，在奋斗和奉献中实现人生价值。这种理想抱负让我满怀激情，冲进一个又一个救死扶伤的战场。

我曾作为最年轻的队员随中国医疗队援助阿尔及利亚，也曾带领湖北省第三医疗队赴四川参与抗震救灾、参加“无国界医生”组织赴巴基斯坦开展人道主义援助，今年，我又投入抗疫工作。家人虽然担心我，但每次都全力支持，他们觉得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名医生，如此作为理所当然。

我家有一个共识，要时时审视自己的德能才学，时时保持一颗谦虚谨慎的心，多做贡献少索取。优良家风在疫情防控期间尤显重要，是很多家庭渡过难关的精神支撑。在抗疫最紧张的时候，和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我们一家人相互扶持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光。

（本报记者程远州采访整理）

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

父亲的自律影响着我

自律是我家的家风。我父亲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我小时候学琴，乐谱非常少，非音乐科班出身的父亲就自己动手抄谱子、刻谱子。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将上班前、午休和下班后的时间都用来抄写乐谱，常常抄到深夜。无论工作多么辛苦、事情多么繁杂，每天抄写乐谱都是父亲雷打不动的安排。

那时家里只有一盏台灯，父亲和我总是一起坐在灯下，我练习拉琴，他抄写乐谱。每日抄写乐谱，他坚持了三四十年，直到去世前几年仍不停笔。他抄的谱子就像打印的一样工整，可以直接印刷。

父亲的自律深深影响着我。我17岁时到意大利参加比赛，由于种种原因，经过30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下飞机后，忍着困倦和疲惫，我依然练琴两三个小时。现在即便工作繁忙，我每天也会固定留出几个小时来练琴，如果一两天不练，手就会僵硬。

我认为人应该对自己有要求、有约束，否则就容易受到诱惑的干扰。我父亲一生严于律己、从不懈怠、以身作则，让我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孩子成长的第一环境就是家庭，如果家庭拥有良好的家风，对孩子进行良好的教育和培养，孩子长大了，也会用这样的行为准则去影响身边的人，从而影响社会。

（本报记者曹雪盟采访整理）

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杜富佳——

凡事只管努力做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在他们朴素的认知与行为里，蕴藏着为人做事的道理，为我们打下了一辈子的人生底色。

父母是热心肠的人，村里乡亲有什么需要，只要能帮得上的，都会出一份力，尽一份心。妈妈说，人生是条河，深浅都得过。这次疫情发生后，我想都没想就说要去武汉，我觉得作为护士，这个时候需要我，我该去。

在武汉抗疫的时候，妈妈很少给我打电话。我知道，妈妈是怕给我压力，把紧张、牵挂、担心都放在了心里。父母对我们的爱很浓烈，但有时候却显得似乎特别“狠心”。哥哥杜富国刚负伤那会儿，有很多人关心关注他，但很多“好心”都被爸爸拒绝了。他说，英雄也要回归平凡生活，要给哥哥大爱，而不是溺爱。

以前，我家所在的贵州山区经济落后。我很幸运，有开明的父母支持我上学。在中考不理想的情况下，爸妈到处了解还有哪些可以继续学习的方式，最后他们和哥哥陪我参加了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招考，这才有了今天的我。虽然我的父母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们知道读书和学习的重要性。他们常常对我们说，凡事只管努力去做，其他的不要想太多，“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倪光辉、罗杨采访整理）

《 人民日报 》（ 2020年07月01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