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扎根深山20余载，发展我国核武器事业——以身许国铸长剑

外墙斑驳的旧瓦房散落在大山深处，毫不起眼。但这里曾有一个绝密的代号——“902”，更连结着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王淦昌、邓稼先、陈能宽、郭永怀……

这片位于四川北部山区的土地，曾是我国核武器研制基地所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初，20多年间，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坚守于此，我国核弹的小型化和第二代核武器研制，正是在这里踏上突破之路。

筚路蓝缕

创业维艰

几栋红砖外墙的三层筒子楼依山而建，房屋狭仄而简陋，这就是“902”工作者们住过的宿舍楼。“大多数人是举家进山的，一栋楼里挤八九户。”曾在“902”工作的退休干部李银果回忆，在筒子楼附近的空地上挖几个坑，围上油毛毡，便是几栋楼住户的公用厕所，“那时建设任务急，条件也有限，能住进这里已经很难得了。”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出于战略安全考虑，1969年，按“靠山、分散、隐蔽”方针，国家将核武器研制工作从青海搬迁到四川山区。10多个研究所分散隐蔽到深山峻岭中。

“那时候一声令下，大家收拾东西就坐上了东去的闷罐车。”今年86岁的陈俊祥，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工程系首期毕业生，曾任“902”某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说起当年的搬迁，老人爽朗一笑，“当时具体去哪里，没人说，也没人打听，都知道这是绝密。为了国家的事业，跟着走就是了。”

来自天南地北的科研人员，起初被四川山区的山清水秀所吸引。但时间一长，大家体会到这里的阴冷多雨，有时早晨起来，被子都是湿的。“那时的‘902’流传一句话：我们生活过的地方，青海缺氧，新疆缺水，四川缺阳光。”曾担任某研究所党委书记的欧祖全回忆，那时冬天需要运煤储藏，靠自己动手把散煤打成蜂窝煤，“把煤从楼下背到楼上，烧完火，又要把炉灰背下楼。”

山区缺水，“902”基地旧址附近的村民，至今还用着基地工作者们打的水井。当年大家挖堰塘、建菜园，“上班围着仪器转，下班围着锅台转”，却从未有过叫苦声。“好些是大城市来的大学生，哪吃过这种苦？但没人打退堂鼓。”陈俊祥说，“那时有外国人说我们的原子弹只能听个响、不中用，大家都憋着劲呢！要把这颗‘争气弹’的技术顶上去！”

“902”所在的地区，如今早已路网发达。然而几十年前，这里全是泥泞山路，颠簸难行。研究所分散在不同的山沟，有的相距二三百公里，为了讨论一项问题，要坐两三天的卡车才能在一起开会。即便如此，大家的攻关热情依然高涨。在王淦昌等一大批科学家的指导和带动下，“白天工作，晚上看书讨论”，成为年轻科研人员的普遍习惯。

开拓创新

砥砺前行

一处不大的院落，便是“902”基地的指挥中心。这里的对外称谓，是一个满载希望的名字：曙光公司。让核弹轻型化、小型化，使我国的核武器真正形成强有力的核威慑，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这就是“902”承载的使命。

重任之下，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感压在“902”人的心头。“原子弹试爆成功那年，大家正高高兴兴地准备着作经验总结，谁知很快就来了新的通知：氢弹项目立刻上马。”今年75岁的核武器科学家林银亮告诉记者，在搬迁到“902”前，氢弹的研发已经开始。

氢弹的原理与原子弹大有不同，由于技术封锁，毫无经验可循。然而，距离原子弹爆炸仅两年零8个月，我国第一颗氢弹便在新疆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

原子弹、氢弹空爆试验相继成功，中国“长剑在手”，而“铸剑人”又把目光投向更远。

山沟里矗立着一栋深灰色的实验室旧址，设备虽已拆运一空，仍依稀可见当年科研工作的痕迹。知情人告诉记者，这里便是首个“大闪光”实验室——“大闪光”，即用于流体动力学试验闪光X光照相的直线加速器，对于实现核弹的小型化和武器化有重要意义。“两弹元勋”王淦昌曾说：“不搞出‘大闪光’，死不瞑目！”

元勋已逝，科研工作者们砥砺奋进的脚步，却从未停歇。如今，我国的“神龙一号”加速器总体性能已达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共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902”基地便承担了其中22次试验的指挥工作。这一时期，我国的核弹完成了武器化定型；上世纪80年代，二代核武器——中子弹在“902”基地研制成功，战略核导弹批准定型，形成了有效的核威慑力量。

伟大精神  薪火相传

参观“902”基地的指挥中心，邓稼先故居和王淦昌故居相距不远，房内布置同样简陋：不大的居所里，除了书架和办公桌，就是存放文件的保险柜。“902”旧址保护单位负责人马斌告诉记者，科学家们的书籍，在他们去世后被家人捐赠给了外界，除此之外，故居中的一切均按原貌保存，“来到这里就会明白，这些以身许国的科学家们，心中装着的，只有国家的事业。”

中科院院士，两次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多项荣誉加身的胡仁宇，今年87岁，即便在一些重大场合，也总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夹克，“过惯了艰苦日子，‘902’艰苦创业的精神不能丢！”

追寻“两弹一星精神”，艰苦创业的背后，是团结攻关的集体精神。至今，曾在“902”工作过的科研人员们仍记得彭桓武退回奖章的佳话：1982年，涉及原子弹氢弹设计的一个项目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参加申报的人，一致推举“两弹元勋”彭桓武为第一完成人。奖章只有一枚，规定授予第一完成人，而彭桓武却谢绝领取。最后，他表示：“奖章收下，我就有权处理。我把它送给全体同志！”同时为奖章题字：“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

“这里的工作任务，不是靠一个人就能完成。专家有专家的作用，工人有工人的作用，技术员有技术员的作用，各司其职。”一位曾在“902”工作过的科学家感慨：我国核试验次数仅占世界核试总次数的2%左右，不及美国的5%，但核试验成功率和效费比却最高，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这些年，我参加‘两弹一星精神’宣讲团，20多年做了几百场报告。”陈俊祥告诉记者，他在清华、中科大、北航等院校宣讲时，学生们的热情令人感动，青年们纷纷涌来询问：“我也想参加核武器事业！我这个专业可以吗？”

“前年我回大山沟里看了看，那里更加郁郁葱葱，实验工号更多了，仪器设备更先进了。”林银亮回到曾经工作、生活过多年的深山里，当年进山时大家栽种的树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

《 人民日报 》（ 2019年05月12日 0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