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改革篇

201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厦门市金安社区考察，社区居民李文玲老人将亲手剪出的“福”字送给习近平总书记。（资料图片）

200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省长）深入武平县调研林改工作，与当地林农亲切交谈。（资料图片）

199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在长汀县河田镇察看精制茶叶加工场。（资料图片）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爱拼会赢、敢为人先，福建的改革求索从来不甘人后，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擘画了福建发展的新蓝图：“希望福建的同志抓住机遇，着力推进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努力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这当中，“机制活”可谓根本保障。机制一活，发展大势气象万千，发展大潮汹涌澎湃。

解放思想，先行先试，总书记对福建改革发展寄望甚殷，关怀备至。

其实，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始终重视改革，大力推动改革。其探索与实践，留下清晰而深刻的足迹：

他冲破思想和体制的重重阻力，推动福州国有企业改革；他六年七下晋江，在多次调研后总结“晋江经验”，提出县域经济发展方向；他倡导建立外经“一栋楼”，推进简政放权，给企业家回信，呼吁理解、尊重、爱护、支持企业家；他亲手抓起、亲自主导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餐桌污染治理为抓手，着力打破部门藩篱，统筹推进，建立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体系……

“事非经过不知难”。回望当年的探索历程，我们仍为改革者的勇气和智慧所震撼，并从中得到宝贵的教益。

经济体制改革

迎难而上，敢为天下先

“只要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要在实践中大胆去闯去试。”

——2002年，习近平《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背景】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福州外商独资、中外合资、私企等各种类型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国有企业因自身体制机制弊端，步履维艰。而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则存在姓“社”或姓“资”的不少争议。如何打破观念枷锁、突破重重障碍，让国有企业真正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通过扎实调研，力排众议，推动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总公司成为福州首个“试水”股份制改革的国有企业，吹响了福州乃至全省国企改革的“冲锋号”。

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着力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可在选择首批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时，“卡”住了。

“市里最早筛选出一批国有企业，但大家都不敢试、不愿试。”省政府顾问团成员、时任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明森回忆，“压力来自姓‘社’姓‘资’的激烈争论。”

“全民所有制企业还能搞股份制？”“国有资产会不会流失？”“既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又没有先例可参照，该怎么做？”

陈明森说，当时改革开放刚十来年，即便是决策层，也有不少人对国有企业搞股份制改革一时不能理解，也无从下手。

1991年，民营企业福耀玻璃酝酿上市，找陈明森帮忙制订福耀股份制改革方案。

“听说福耀谋划上市，习书记想了解情况，即邀请我到他办公室聊聊。”陈明森说。

那是1992年初的一天。这一聊，就是一下午。

陈明森回忆道，同他一起受邀的还有当时的福州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习书记开门见山，说邀请你们来就是专门研究借鉴福耀争取上市的做法，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显然，他要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光福耀还不够，要推动更多的企业改制上市，特别是国有企业，已经不得不改了。必须进行政策扶持，加大改革力度，才能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当时习近平的一席话，让他对习近平推进改革的“果敢”有了切实感受。

这次聊天后，在习近平推动下，福州市很快决定，由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总公司来“试水”股份制改革。这是一家从事马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国有企业，改制前体量偏小、经营面偏窄。

1992年2月，习近平在福州市经济研究中心递交的《关于加快开发区建总股份制试点工作的建议》上作出批示，“抓紧落实，尽快促成”。

此后，开发区建总的改制上市工作步入了快车道。其间虽亦经历波折，但1996年11月21日，企业顺利在深交所正式上市，挂牌交易。

“1992年3月以后，习近平持续推动福州市国有大中型企业陆续推行规范化股份制改革试点。在几次会议上，他反复强调，国有企业要在市场上大胆去闯去试，政府政策上要予以扶持。当年，福州就选择了近10家符合产业政策、经济效益好、有明确投资项目的大中型国企作为推行规范化股份制改革试点。”陈明森记得很清楚。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曾经说过，改革要有一个‘敢’字，‘要勇挑重担，敢于迎难而上；大胆开拓，敢为天下先’。当遇到各种各样困难的时候，‘不能老强调条件太差、优惠太少、历史包袱太重、人事关系太复杂，等等’。”福州市的几位老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

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新组建的鑫利森公司，使福州丝绸印染厂彻底跳出了亏损泥潭；福州轧钢厂与济南钢铁总厂联营，进而由松散型合作转为紧密型合资，并引进外资，成立“中中外”企业；福州硫酸厂成功兼并了两家下游企业，提升了企业竞争力……

1995年6月15日，习近平在《福州晚报》上发表《福州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一文。文中说，福州国有企业通过深化改革，涌现出一批“拳头产品”“全国单打冠军”和全国同行中的佼佼者。据初步统计，1994年福州市第二产业增加值148.6亿元，增长45.1%。

“推动国企改革，习近平站得高、看得远。他在调研国有企业时多次说过，摆脱企业困境的唯一出路就在于改革。”在时任福州市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方庆云看来，当年国有企业能否实行股份制的争论与探索，带来了新旧观念的激烈撞击，而改革攻坚，无疑成为推动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2000年，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兼任福建省国资委主任，以更大力度推进全省国企改革。

六年七下晋江

【背景】2002年，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分别在《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发表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的署名文章，总结“晋江经验”，提出“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晋江经验”及其启示，至今读来仍发人深思、启迪心智。

“习近平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和福建省长的6年里，7次来晋江调研，我陪同了4次，受益匪浅。”时任晋江市委副书记陈章进说。

陈章进今年76岁，已退休在家。老陈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4次陪同调研的时间分别是1996年、1998年、1999年和2002年。

2002年下半年，《人民日报》和《福建日报》刊发了习近平的署名文章。文章高屋建瓴地指出，“晋江经验”是晋江人民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老陈说：“这应该是习近平对晋江发展如此关注的原因。”

“改革开放前，晋江穷啊，不少人只能靠地瓜、稀饭填肚子。”陈章进是土生土长的晋江人，记得当年的苦日子。

改革开放初期，晋江陈埭镇的群众奋起突破“左”的束缚，立足侨乡“闲房、闲资、闲散劳动力”多的特点，联户集资兴办乡镇企业，1984年陈埭成为我省的第一个亿元镇，其他乡镇纷纷学习、仿效，在晋江大地上形成了一股兴办乡镇企业的热潮。

到1989年，晋江的工农业总产值已达几十个亿，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一个亿。

1992年，晋江撤县设市，年均近30%的GDP增速仍在继续。随着改革开放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全国上下一片生机勃勃，晋江市党委政府鼓励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放开手脚搏击商海。1994年，这个县级市开始领跑福建县域经济。

“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晋江经济发展下一步该怎么办？”老陈记得，在1999年的那次调研中，习近平提出这个极具前瞻性的问题。

当时正值世纪之交，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步入新的十字路口：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深度融入全球化体系；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平……

以乡村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晋江模式”也遇到了发展瓶颈：“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烟囱比电线杆还多”。多则多矣，然而“只见星星，不见月亮”；富则富矣，却是“低端竞争，富而不强”。

晋江经济快速发展，究竟要走怎样的路子？带来怎样的启示？

“习近平除了进社区、访农村、走基层，重点走访了恒安、浔兴、亲亲、优兰发、环球等十几家企业，与企业家交流谈心。他问得很细，经常一个厂一呆就是一个多小时。”老陈回忆起调研时的点点滴滴，“每一回进企业，他都仔细询问有没有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市场是怎么开拓的，企业要怎样才能做大，存在哪些困难。”

“晋江市委市政府按习近平在调研中提出的要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积极培育了一批专业市场和综合市场，举办各类博览会，开通晋江企业网等，还致力各类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先后建成创意创业创新园、高校科教园等5大创新载体。有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原先小个子的民营企业，就能长得更高，长得更快。”谈起晋江经济的发展变化，老陈深有感触。

安踏的成长轨迹，就是一个缩影。

“习近平平易近人，我们办企业的，喜欢跟他说心里话。”回忆起16年前的场景，安踏体育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丁世忠感觉仿佛就在昨天。

2001年4月20日，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出席第三届中国（晋江）国际鞋业博览会。开馆仪式后，他便径直来到安踏展馆。在这里，他与丁世忠有了约20分钟的交流。

当时安踏成立9年，只生产运动鞋。习近平听完介绍，对企业发展提了三点要求：把好质量关，创出自己的品牌，要有自己的创新产品。

而品牌意识、创新意识，在晋江企业家中亦相当欠缺，为“大牌”代工是晋江鞋服企业赖以为生的生存模式，绝大多数企业没有自己的品牌。

鞋博会后，安踏决策层开始反思：既然做品牌，就一定要打响，要与匡威、双星、李宁等当时国内一线体育品牌一决高低。

安踏决定，力邀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为企业代言。很快，央视播出了安踏广告。

习近平对于创品牌的要求，在晋江企业家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晋江企业的品牌意识开始觉醒。紧跟安踏之后，晋江企业纷纷邀请中国的体育明星代言，打出自己的品牌。

弹力胶、能量环、远红外保暖科技、防泼水科技、智能跑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创新已成为深入安踏骨髓的重要元素，亦是安踏崛起为国内体育品牌龙头的关键。2016年，安踏的研发费用占销售成本达5.1%，而在2000年不到0.5%。安踏2016年的营销收入达133.5亿元，连续三年增长率超过20%。在体育用品行业排名中，安踏市值紧追耐克、阿迪等业界“大咖”，位列全球第五。

今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考察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时，身着一件深色运动羽绒服，上面红色“安踏”商标分外醒目。通过电视画面看到这一幕，晋江的企业家们倍感振奋：“这是总书记对中国体育用品品牌的鼓励和支持。”

“中国伞都、中国鞋都、中国食品工业强市、中国陶瓷重镇”等14个“国字号”区域产业品牌，相继落户晋江。很多晋江干部谈起这些年的变化，一脸骄傲。现在，晋江已建成纺织服装、制鞋2个千亿和建材陶瓷、食品饮料、纸制品、装备制造、化纤等5个百亿产业集群，亿元以上企业超过700家；拥有驰名商标42个、境内外上市企业数量达46家。

总结“晋江经验”15年来，晋江人民按照习近平提出的“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走出了一条全面发展之路。至2016年，晋江连续23年居福建省县域经济总量第一位、第16年跻身全国百强县（市）前十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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